陈丹燕书写非虚构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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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饭店》在《收获》刊出时，陈丹燕写上海已经20年。20年对一座城市只是弹指一挥间，对一个作家而言却可能是精力与创作力最旺盛的一个阶段。“换作现在，再花20年来这样探寻、这样写一个城市，我也许再也做不到了。”写完《和平饭店》后，陈丹燕说，这个长长的约会，可能是要停一下了。

作为一个由外国人设计建造的酒店，和平饭店见证了上海从殖民时期到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变迁。在《和平饭店》中，陈丹燕写道：“以一种大饭店开放的，单纯的，见多识广的方式，勾连与证明一个个沧海桑田的旧时代，这是任何一座单纯的纪念碑都无法比肩的丰富与真切。”这也是她决意为一个饭店的前世今生书写的理由。早在200 年《外滩：影像与传奇》的素材筹备过程中，陈丹燕就开始大量收集与和平饭店有关的资料，并计划作为书中一章出现。但写着写着，这一章逐渐“长得不合比例”，需要呈现的东西却在不断地被发掘和更新，于是为《和平饭店》单独写一本书的念头油然心生。

在交给《收获》杂志的书稿中，陈丹燕为书稿所定的名字是《成为和平饭店》，“对于一座城市来说，从华懋饭店到和平饭店有着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这个过程跟上海这座城市的演变史一样的——我们所看到的城市并不是上海人自己建造起来的，而经历了由外来者所强加、在慢慢的社会发展过程中被逐渐吸收、转化为自己的东西的过程，这其中有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对于一个饭店、对于一座城市，都是这样。”她这样解释“成为”一词。

从一开始，陈丹燕笔下的上海就从不会添油加醋，而是努力地将附加在“上海”一词上的过多意义去蔽。她也一直认为，写作者应该竭尽自己的努力去还原和尽可能接近真相。从散文为主的《上海的风花雪月》；以传记小说为形式、大量图片来陈述真相的《上海的金枝玉叶》；到采访众多对象，以他们作为见证人串联起一个女人生命历程的《上海的红颜遗事》；寻找目击者与史料结合的《外滩：影像与传奇》；短篇小说为主体，配合真实镜头图像，以虚构的眼睛看真实世界的《公家花园》……选择非虚构的文体来写上海，也并非偶然。“作为一个曾经以港口通商而发展起来的城市，我们很难去评价它的繁荣来自何处，它的发展史并不像传统型城市那样清晰，而是在许多地方有所遮蔽。”陈丹燕说，“在这其中，便构成了符合非虚构体的重要条件——探索真相，而真相往往是破碎的，需要用文学的手法加以连贯。这个时代渴求真相，又有太多的人在‘贩卖真相’，其中的文学探索拥有很大余地。”在多年的采访与写作中，陈丹燕习惯于从各处收集资料，图书馆、资料室、博物馆乃至大街小巷中亲历历史的人们，都是她的资料来源。“上海的历史不是非常清晰，但很多历史细节所经历的时间不长，还活在人们的记忆里，很容易从老人那里听到，这些细节在重述中生动而富有传奇色彩，也是令我一直着迷的部分。”她说。

写《和平饭店》时，有趣的事也一直在发生。“太平洋战争时期，饭店就开始被陆续破坏，比如当时日本海军司令部就设立在饭店，来往人多手杂，经历了内战、解放后，和平饭店又充当过市委的一个办公地点，扮演过许多与饭店无关的身份。”陈丹燕介绍，“在资方困难时，饭店又变卖过许多东西，所以后来他们想筹建自己的博物馆时，才发现许多东西都找不到了。寻找关于饭店的资料，很多时候要靠运气，其中的过程非常有意思。”为了找资料，她不断出入于大小图书馆和资料室，有时候“找到了老书，很高兴，拿回家兴致勃勃地翻，却开始接连不断打喷嚏，还发烧——它们年代太久，翻的人又极少，全是螨虫”。有一个夏天，她为了找与和平饭店有关的消息，曾与《字林西报》打了许久交道。因为报纸实在太老，纸张脆薄，只能在图书馆“罚站”，一整页一整页小心翼翼地翻，还要戴着口罩，防止打喷嚏。几个小时翻下来，因为过敏和劳累，胳膊都肿了。

而许多探访过的人，陈丹燕都曾再次走近：“过几年一次，过几年又一次，他们在变，饭店也在变，人物和饭店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过去都会产生一些变化，我很想知道这是怎样的过程，于是一次次地‘回去’。”就这样，从一开始动念头写，到真正成书，陈丹燕整整用了8年时间。“那时候觉得人生很长，一个研究8年，浪费掉不要紧，现在想法不一样了，也未必再能有那样的精力去做。”期间不断地修改、返工、结构调整，让她几乎放弃了这部作品，但最后，她还是把这部作品带到了读者面前。改变构架、将主要人物隐退、改用多重身份来叙事……回头看来，这些缓慢研磨成就的东西还是令她较为满意的。与许多小说不同，《和平饭店》没有完全贯穿始终的人物，主角始终是这幢历经风雨而不倒的建筑物。

从完全由外国人建造，到逐渐收归国有，如今又交给国际集团进行管理，在陈丹燕看来，和平饭店较为完整的“国营”历程很值得探讨：“许多人对殖民时代通商口岸的历史有误解，它们一开始只是港口城市，并不能算是文化中心，它们的繁华是人为设置的。例如上海的快节奏发展是许多通商口岸都曾经经历过的历史，但在去掉这个身份后，这座城市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困惑——它们先后回归自己的国家后，都存在一个回归的问题：如何回归？用怎样的身份回归？”她并不想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也无意约束自己必须留下些什么、必须给后人见证些什么。她所写的，都是自己想要了解的东西：“这个城市发展得太快，整个城市承受高速发展的心理压力，这些压力表现出一种怀旧的意识，人人都在追寻一些可以抓得住的东西，可能是具体的事物，也可能是一种价值观，用来抵挡外在的各种困惑。也许这倒是我一直想找的东西。实际地说，我只是很想要知道这个城市的变迁，想要用我的方式搞清楚它是怎么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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