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9日体系

  27日，由人民日报与人民网共同举办的“2010年度影响力10部书”评荐活动落下帷幕，茅盾文学奖得主迟子建的《白雪乌鸦》成为入选作品之一。这部取材于1910年哈尔滨特大鼠疫的小说，被誉为一曲唱给过去、也唱给未来的“离歌”。重历这一段破碎不堪的惊心动魄，让人重新掂量，灾难中，人心及人性，当怎样安生。

1910年秋天的哈尔滨，华洋杂处，繁华喧嚣，一场灾难无形又无处不在地攫紧了傅家甸，人一个接一个莫名其妙地中招死去。面对未知重重的鼠疫所构成的极端环境，人性的不同侧面渐次显露，直到朝廷派来医官伍连德……这是前不久出版的长篇小说《白雪乌鸦》的情节，它距作者迟子建上一部长篇《额尔古纳河右岸》已有五年。

写完《白雪乌鸦》，就等于从书中压抑、灰暗的气氛中解脱出来。迟子建去了香港，翻看一本自街头小书店淘来的动物故事书时笑出声来，心底因写作而积郁的愁云就此消散。写作《白雪乌鸦》期间，她的写作状态连贯、平稳，中短篇佳作不断，散文随笔亦屡见报刊。本报与迟子建的缘分也是她的散文随笔而起，就其新书《白雪乌鸦》的采访，也由她的散文随笔说开去。

小说缘起“非典”

记者：不少中年读者喜欢你的散文，本报将你的散文集以专栏形式刊登，而且为了贴近读者的口味，一些标题根据版面要求做了改动，引起了你的不快。对此，我们表示歉意。

迟子建：报纸做这样的专栏，虽然出于好意，但我是散文集的著作权人，首先要征得本人的同意(编者注：此前出版社电话授权本报刊登)。还有，你们采用的16篇散文，竟有11篇标题改动，我确实不快。不知道的读者，还以为我这是给自己的散文“改头换面”，拿旧文充新作来赚稿费呢。不过仔细想来，你们的出发点没有恶意，所以我选择谅解。因为任何的官司，都是让自己长皱纹的过程。我人到中年，想让自己少长一道皱纹。我喜欢温暖，你们也一样。因为人生的寒冷实在太多了。

记者：谢谢。那我们谈谈你的新作吧，是什么契机促成《白雪乌鸦》的写作？

迟子建：这要追溯到非典那年(200 年)，当时政府采取了很多防控措施，消毒啊倡导市民戴口罩啊。哈尔滨的媒体报道说，这与100年前发生鼠疫时，清政府派去防治鼠疫的医官伍连德采取的措施几乎完全一样。我查阅了资料，1910年鼠疫时，两万多人的傅家甸(也就是哈尔滨道外区)竟然有5000人死于鼠疫！我开始留意这个事件，留意伍连德，但我感兴趣的不只是他这个人物。我想知道鼠疫突来时，身处其中的普通人的心理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另外，当年老哈尔滨的社会状态我也特别感兴趣──中东铁路兴起没多久，有8万俄国人和几千个日本人生活在那里，城市里有很多西式建筑，剧院上演的是芭蕾舞、西洋戏剧，而傅家甸则是尘土飞扬的流民区域。如果把鼠疫放在这样的背景当中写出这段历史，会很有意思。我就着手查资料。

记者：从动笔到最终完成，写得顺利吗？写作过程中最感困难的是哪方面？

迟子建：去年8月动笔，中间中断了一小段时间，半年就写完了，加上修改，前后也不到一年。至于说难度，一是题材本身所具有的气氛让我感到压抑，真正写进去以后，整天在写死亡，觉得到处是细菌，这是心理的挑战。再一个，《白雪乌鸦》里没有主要人物，我是在写鼠疫爆发后傅家甸人的群像，他们的表现不同，不同的反应是有根源的，要去探究。刻画这些人物需要细心揣摩，因为没有绝对的中心人物，每个人物的着墨就不能很重也不能很轻。

记者：《白雪乌鸦》的故事是建立在历史真相上的，后半部分随着伍连德出场更富历史感，写作中你如何把握史实和虚构的分寸？

迟子建：毕竟历史上确有其事，我要用文字复原那个时代。比如街巷的名字，100年来哈尔滨的街名几易其名，为求准确我画了一张老哈尔滨地图。比如书中写到马车夫王春申，当年马车的行情怎么样？从哪儿到哪儿要多少卢布？一壶茶水要多少戈比？这些我通过查阅当年《远东报》的胶片了解到。设置作品场景的时候，也都要力求准确。哪怕鼠疫当年出生的人，活到现在也是100岁，我不可能采访到当事人，只能依据史料以及人们对待灾难的态度，把虚构的人物放到场景里，最过瘾的莫过于让书中人物活起来。里面很多小细节，小到人物的一句话，大到一个场景的设置，我都要悉心揣摩，尽量达到每个细节的准确和到位。

记者：网上有读者将《白雪乌鸦》称为灾难小说，你觉得这部作品有警醒意味吗？

迟子建：可能有些警世作用，但难道要用灾难去警示世人吗？我觉得不是。我用写作提供了一个途径，让每个读者从百年前不同的人物命运里看到今天自己的影子。[NextPage]

影视公司

关注《白雪乌鸦》

记者：《白雪乌鸦》有历史感也有很强的故事性，很适合改编成影视作品。

迟子建：这本书刚在书店上架就有一家影视公司来找我洽谈改编事宜，我尽量交给可靠的人选去改编。《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电影已经拍完，目前正在后期制作，明年应该会公映，导演是位不出名的少数民族导演，主演是斯琴高娃。

记者：从《额尔古纳河右岸》到《白雪乌鸦》，你在两部长篇之间写了不少中短篇小说，好像你对中短篇写作情有独钟？

迟子建：没错。即使在长篇的写作过程中，比如写《伪满州国》那两年，我也没有中断短篇小说的写作。而在两个长篇的写作之间，我每年一定会写写中短篇小说。

不同的素材和灵感适合不同的文学体裁，为什么现在的很多长篇小说质量越来越走低？因为本来中篇或短篇能解决的问题，很多作者为了迎合市场而写成长篇小说。我觉得，题材适合什么就写成什么。比如《白雪乌鸦》这个题材，一个中篇小说不能承载，就得是长篇的篇幅。

记者：你的写作已经进入成熟期，但这似乎也往往预示着突破之难？

迟子建：其实，无论写到什么程度，再往上走都有难度。现在我每年大多时间待在哈尔滨和大兴安岭，也许是常年生活在北方，天高地阔，没有北京上海这些城市那么多的事情，不大 扰，可以安静地专心写作。我是那种生活和写作都很有计划性的人，一旦进入长篇小说的写作会全身心投入。

写作是默默的伴侣

记者：您 5岁写了《伪满洲国》，40岁时写了《额尔古纳河右岸》，45岁写了《白雪乌鸦》，仿佛每5年一部大作？

迟子建：作家写作，很像恋爱，如果一个题材让你怦然心动，你是不可能不沉浸其中的。我希望自己80岁的时候，还能写，这说明我一生都在创造。一部书刚出来时，属于热恋状态，虽然会有缺点，但目前还犯“糊涂”，要沉淀一段时间才能反思。

记者：写作孤独吗？

迟子建：写作的人不会孤独，你周围有那么多笔下的人物陪着你呢。我特别能理解费雯丽演电影演得精失常，演员很容易把角色的身世遭遇放到自己身上。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想到写作会是万众瞩目的事业，它不过， 是给自己找了一个默默的伴侣。

  （实习编辑：杨晔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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