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君特

君特·格拉斯

据报道，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逝世4月1 日去世，享年87岁。被认为是战后德语最重要的作家，持续对20世纪德国的黑暗历史发出声音，这位20世纪最后一位文学奖获得者，以荒诞的黑色寓言著称，以嬉戏中蕴含悲剧色彩的语言，描摹出了人类淡忘的历史面目，曾以著作《铁皮鼓》名噪一时，也因《剥洋葱》一书备受争议斥责。阿多诺说，奥斯威辛之后再写诗是野蛮的。因为奥斯威辛所代表的纳粹罪恶是人类的伤口，再揭伤疤是一种残忍。君特?格拉斯偏偏要说，作家就其本义而言，总是迅速撕开被捂住的伤口。

在动荡中成长的波兰作家

1927年10月26日，格拉斯出生在波兰的但泽，也就是今天波兰的格但斯克，父亲是德国人，母亲是属于西斯拉夫的卡舒布人。卡舒布人是一个特殊的西斯拉夫民族，大多生活在波兰农村，有自己的方言，既不属于德国人，也不属于波兰人。在格拉斯的回忆里，“我家的书籍那时摆在蓝色帷幕的窗格玻璃后面的书架上。母亲是一个读书俱乐部的成员，她把陀斯托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小说并列在一起，夹杂着哈姆森（Hamsun）、拉阿比（Raabe）和维基?包姆（Vicky Baum）的小说。塞尔玛?拉格洛芙（Selma Lagerlof）的《贝林的故事》是容易到手的。我母亲的藏书给我提供了最初的冲动。”格拉斯的母亲是幼年的格拉斯还热衷于收集画片，因为那上面的图画是欧洲各个时期艺术家作品的复制品。因为这些画片的熏陶，他对美术作品有很好的鉴赏能力，看到一幅名画就能马上说出画家的名字。

对于格拉斯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是他童年的终结。战争仅仅爆发几天之后，他妈妈的表弟，也就是他的弗朗茨表舅是但泽市波兰邮局的邮递员，参加了波兰邮局保卫战。激战之后他和其他的幸存者一起被德国士兵俘虏并被执行枪决。由于年少无知，君特?格拉斯跟着同龄人一起做事情，包括自愿加入希特勒少年队，这是希特勒青年团的一个下属组织。

二战结束后，格拉斯从战俘营返乡，他先是做石刻学徒，后入大学学习艺术。1950年代早期，格拉斯那时候是一个艺术系的学生，先后去了意大利和法国。“我就这样在作品中神游，直到我发现了那些难于驾驭的材料——我对于审美愉悦仿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需求。被广义地视为天才的东西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因素，但是，所有这些突发奇想的才华，之所以能转化为一种具有恒力和深度的载体，更重要的原因是家庭牧歌中的那种突发性的政治介入。”身处动荡的国家形势和社会格局里，某些关于时代、历史、人性的东西，成为了格拉斯一生书写的主题。

振聋发聩的《铁皮鼓》

《铁皮鼓》在波兰曾经是被禁的。波兰曾经把划分过去的德国东部省份的历史篡改过，将它描述成本来就属于波兰的。德国在那里的历史完全被抹杀了。原先的但泽人流落到德国各地，其他地方的波兰人来到这里，第二代、第三代人在但泽出生。对于他们来说，《铁皮鼓》讲述了但泽早先的历史。

1950年代中期起，格拉斯也成为颇具影响力的作家团体“47社”的一员。他参与社会：无论是现实政治还是对纳粹过去的反省，格拉斯都成为当时联邦德国的道德典范。《铁皮鼓》创作于1950年代，格拉斯说这是一个“复辟时期”，“那个年代人的行为，就像是被恶魔蛊惑了一样。”当时距离纳粹德国1945年战败已有10余年，经过10多年的遗忘和经济复兴，纳粹罪行逐渐从德国日常生活中隐去，用格拉斯的话说，社会中充斥着市侩气，“自我封闭又相互排挤”，格拉斯觉得有必要说点什么，于是就有了振聋发聩的《铁皮鼓》。小说出版之后，在德国和美国都受到不少恶评，有人审判这部小说“ ”并当众焚毁，就像在纳粹时期一样，有评论说它，“这本书亵渎神明……故意地、让人讨厌地亵渎神明……阅读《铁皮鼓》就像经历日耳曼人的噩梦一样。”1959年《铁皮鼓》出版的时候，在当时的文学界可以称得上是一件“丑闻”。例如，1960年，他曾被授予不来梅文学奖，但因为不来梅市议会的反对，又被剥夺了这一奖项。这本书曾经被指责为“ 小说”，当然它不是。有一些新教年轻人还曾经烧过这本书。

《铁皮鼓》里，奥斯卡拒绝生长。他保持着孩子般的样子，矮小、看起来很单纯。奥斯卡作为一个长不大的人可以在战争中幸存，但他无法逃避罪责。他促成了妈妈的死；他对舅舅（他的生身父亲）的死也负有，他还导致了父亲因为被纳粹党徽章卡住喉咙而死于苏联士兵的枪下。战争之后，奥斯卡终于在一个运货车厢里继续生长。奥斯卡对成长的拒绝被认为是国家罪行的象征符号。格拉斯很喜欢奥斯卡关于马戏团的经历，马戏团是《铁皮鼓》里的重要情节。格拉斯认为，马戏团是梦想与现实直接相连的地方，流浪汉小说也是欧洲小说的重要形式，通过主人公的流浪生涯来反映他的时代。

“现在回头再看这部小说的出版，”格拉斯说，“它最大的意义是，在当时那个时代，德国人渐渐忘记了纳粹时期的黑暗历史，而这部小说使德国人重新反思那段历史。”格拉斯曾回忆说。有时候，《铁皮鼓》对格拉斯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负担”，他从来不说这是“我最好的小说”。但时至今日，读者对格拉斯作品的兴趣还集中在《铁皮鼓》上。1979年，德国导演沃尔克?施隆多夫将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该片获得了第5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第 2届国际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电影的成功，也让小说获得了持续的全球影响力。

《剥洋葱》式的自白和剖析

“在它的碎片下，到处都长眠着我母亲心爱的表弟——那个波兰邮政所职员，那个被枪杀了被埋葬了的人。”母亲的表弟在战争中的这段经历对格拉斯而言影响深重。反战是格拉斯的一贯立场，但作为纳粹体制下成长的一代，他的反战从来都是和自身的反省联系在一起的。

格拉斯在15岁的时候曾申请加入纳粹潜艇部队，但遭到拒绝，后来他被吸收进德累斯顿的纳粹党卫军冲锋队，作为预备役人员负责保卫希特勒的安全。“这段经历给了我沉重的压力。这些年来对这件事的沉默使我写出了我的自传，我最终决定把这段经历说出来。”这些秘密，被写进他的小说《剥洋葱》里。在他的新书自传《剥洋葱》中，他写出了“一个盲目的15岁男孩如何想入海军却被拒绝，但却在1944年的夏季被不自觉地列为党卫军一分子”的过程。他以亲身经历告诉人们，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很多年轻人在当时如此好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身的主观原因，并不是像一些人坚持认为的，当年可怜的德意志民族是被希特勒这一小撮“黑色势力”劫持，落入了战争的无底洞。他承认，羞耻感使他背负了沉重的负担，他把这个秘密一直隐藏了50年。

《剥洋葱》一书出来之后，立即把格拉斯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此书虽然讲述的都是作者 2岁以前亲身经历的事情，但是由于写作方式多样化，叙述层面复杂，所以并不能仅仅以“自传”这个概念来定义，并由此引起轩然 。 “我逐渐知道了生活教会我的痛苦课程，我的书和我的政治行为就是例子。”格拉斯写道，“人们也许错误地看待了我的沉默———的确就是这样的。他们还谴责我，甚至不少但泽居民要求我放弃‘荣誉市民’称号。”他不止一次解释，自己从未开过枪。

格拉斯显示了说出真相的决绝，他使用了“琥珀”这个意象。琥珀的透明包体中封存着过去，格拉斯说：“只有对它长时间观察，才能看出一切的蛛丝马迹。”为什么要如此执著，因为，它们都关系到两个词的区别：债务的“债”和罪责的“责”。格拉斯说：“债，不难对付，而责，无论是证实了的，掩盖着的还是仅仅出于猜想的罪责，都清楚不了。”总之，“战后我心中始终羞愧难当，对少不更事时引以为豪的事情避而不谈，保持沉默。但是，负担依然还在，谁也无法减轻。”

60年后说出真相，有人因为格拉斯的洋葱片辣痛了眼睛，也有人仍然心存怀疑：格拉斯的忏悔，是不是在为自己“刷油漆”？波兰前总统瓦文萨曾愤怒地要求格拉斯退还诺贝尔文学奖和格但斯克荣誉市民称号，但也有一些国内外同行坚定地站在他这一边，美国作家约翰?欧文就曾写道：“在我眼里，格拉斯一直是英雄，既是作家英雄，也是道德方面的英雄。无论是作为作家，还是作为德国公民，他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精神，乃是人们学习的榜样。”

“战争结束后，当我知道党卫军曾做过如此残暴的事后，我试图把这段年轻岁月看成短暂而沉重的一段，但我却没法将它从记忆中删除，直到现在我才找到了从更大范围内议论它的正确途径。” 格拉斯大量作品的主题涉及知识分子的。他本人也是在政治上极为活跃的作家。他曾在1961年、1965年和1969年积极参与联邦德国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政治家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的竞选活动，为他撰写竞选演讲。勃兰特后来成为联邦德国总理，他的政绩中最重要的就是致力于和东欧国家的和解。他于1970年12月在华沙犹太人起义英雄纪念碑前跪拜请罪的一幕留给人们深刻影响。

格拉斯认为，作家的职责就是用谎言把经久可靠的真理编织在一起。格拉斯说谎了，这样的谎言不是出现在他的文学作品里，而是在他的真实生活中。格拉斯就像《铁皮鼓》中的奥斯卡那样，终于决定不再拒绝长大，奥斯卡抛弃了铁皮鼓，成了普通人。如今，格拉斯也彻底抛弃了头上的光环。格拉斯说，在说出真相后，他内心中的党卫军已经“被埋葬了”。

在历史和政治中抉择的创作

“我在写作时，会把墨水与唾沫搅在一起。现在事情已经变了许多。被称为写作的苦工，我已忍受了五十年，不，我在自讨苦吃时添加了不少调味品，我咀嚼那些咬不动的多筋骨的章句，嚼碎成容易下喉的软糊糊的东西。我在狂喜的孤独中自言自语，当我捕捉到恰当的语调、共鸣和回响时，我就挥笔疾书。” 格拉斯如是说。

199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用“艺术和政治共栖”来形容格拉斯的写作生涯最为恰当。格拉斯最初以诗歌创作登上文坛，几乎在写诗的同时开始创作剧本。格拉斯于1959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铁皮鼓》(Die Blechtrommel)，而1961和196 年发表的中篇小说《猫与鼠》(Katze und Maus) 和长篇小说《狗年月》(Hundejahre)的相继出版，前三部作品把格拉斯训练成为一个青年作家。“1956年，我开始在柏林写作《铁皮鼓》，之后又创作了《猫与鼠》和《狗年月》。对于我来说，这三本书属于一个整体。我觉得，《狗年月》是《铁皮鼓》的一个提升。不过现在谁愿意听作者说话呢？《铁皮鼓》是一部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主人公是一个流浪汉形象，这是一个那个年代的小人物，他的谎言、他的野蛮、他的梦想、他所有的可能与不可能都在书里出现。《铁皮鼓》中为数众多的配角都以这个主角为中心。而《狗年月》有三个叙述者，这是一本复杂得多的小说，真相变化无常，事实与事实之间相互对立，读者要从中作出自己的判断。”格拉斯回忆说。研究者认为三者之间存在一定内在联系：三部小说不仅分享共同时间以及空间，而且还拥有一些贯穿始终的人物，尽管他们在作品中出现的频率不一；在艺术风格上，它们也具有许多共同特点，反映了作家创作中一个统一发展阶段；更重要的是，它们均对纳粹法西斯在德国的出现进行了深刻反思。

格拉斯于1972年至1977年耗时5年创作长篇小说《比目鱼》(Der Butt)。这部巨著叙述一条能够说话且具有渊博知识的比目鱼和一个渔夫的故事，时间跨度从新石器时代到20世纪70年代，小说中穿插诗歌、童话、神话和民间传说，展现给读者一个现实和历史相互交织的独特世界。

上个世纪80年代格拉斯积极参与环保和和平运动并于1986年出版长篇小说《母鼠》(Die R?ttin)。这部小说保持了作家惯以动物隐喻人类的特点，通过第一人称叙述者与一只母老鼠在梦中的对话，展现了从上帝创造世界直到世界末日的人类历史，反映了作家对于不断变迁和受到各种威胁，特别是受到核威胁的人类社会的忧虑以及思考。小说虽然构思奇特、故事怪诞，但主题严肃，引人深思。出版于1995年的长篇小说《旷野》(Ein weites Feld)是一部受到激烈批评的作品。小说的故事发生在柏林，时间从1961年柏林墙的修建到1990年东西德统一；涉及的历史从1848年革命到当代。格拉斯曾亲身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德国的分裂，他支持德国重新统一、呼吁结束东西方对峙。但是格拉斯对于德国统一的进程以及德国当时执政党实施的具体统一政策抱有异议，他还警告人们不要对统一抱有太高期望。《旷野》中的主人公是德国19世纪重要作家冯塔纳资料馆的工作人员，在东德生活40多年，他以德国统一这一政治事件为背景，叙述自己在1989年至1991年期间的生活经历及其对这一巨变的思考。格拉斯通过这位冯塔纳的崇拜者，将1871年的德国统一和1989年的德国统一结合在一起，审慎反思统一主题。

1999年格拉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20世纪的历史展现给读者。他在名为《我的世纪》(Mein Jahrhundert)的作品里描述100个故事，时间贯穿整个20世纪，其中虚构和自传混合，不同人物从不同视角叙述20世纪在德国发生的重大事件，涉及政治、社会、人文、军事、科技、体育诸多领域，提供了一幅20世纪德国的全景图。2002年格拉斯发表中篇小说《蟹行》(Im Krebsgang)。小说以“古斯特洛夫号”(Gustloff)难民船在二战末被炸沉的事件为中心,再现了德国历史上造成大量平民死亡的一次重大海难，再一次以一个不同的视角提醒人们牢记历史。

除了 2006年8月格拉斯的第一本引起巨大争议的自传体小说《剥洋葱》， 2008年，君特?格拉斯出版《盒式相机》（Die Box）一书，被人称它为格拉斯的第二部自传。其实《剥洋葱》并不是格拉斯完整的自传，书中仅记录了格拉斯从12岁到 2岁的生活经历。为了提供他在《铁皮鼓》之后的生活，以及其后的作品又是怎样创作出来的第一手素材，他写作了这本所谓的自传后续。然而和《剥洋葱》不同，《盒式相机》运用了一个全新的写作视角。在此书中不再由格拉斯讲述格拉斯自己，而是由格拉斯的8个孩子讲述他们眼里身为作家的父亲。此书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摄影师这个形象。摄影师玛丽亚?哈马可谓格拉斯家的家庭摄影师，她拍摄的照片帮助格拉斯探究过去，展望和幻想未来。有问格拉斯这个阿克发牌的方盒子照相机是否就象征他的大脑？格拉斯的回答是:“这个经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照相机不仅代表我，还象征着像我一样的这代人，那些经历过二战的人们。”

君特?格拉斯最新的作品是于2010年9月出版的《格林的词语》(Grimms W?rter)。此时他已年近8 岁。很多人戏称这部作品是他的封笔之作。出于对德国语言的热爱，格拉斯将自己所谓的“封笔之作”敬献给格林兄弟和他们的《德语词典》。格拉斯用诙谐幽默的方式解读德语词汇，讲述格林兄弟的生活和相互之间的合作。与他以往的作品一样，此书一问世，就引来评论界的诸多争议。有人认为此书记录的是格林兄弟编纂《德语词典》的故事，是作者对德语和德语词汇的“爱的宣言”，但也有评论认为，此书更多是格拉斯借格林之名为自己树碑立传，因为书中融合了众多他的个人经历和观点。但是对此书的正面评价还是站上风的，比如《时代》周报的伊利斯?拉迪施（Iris Radisch）就把这本书称之为“一本科学性的双重传记”。

格拉斯一直立场明确地辛勤创作着，他牢记作家的使命，不肯让过去成为过去；他置疑权威和胜利；喜欢去撕开过快结疤的伤口；他走进禁忌的地区、给予那些没有或者丧失话语权的人们声音。在一次演讲中格拉斯提到：“当我还是一个年纪尚轻的作家时，就知道了书会引起反感，激起愤怒和仇恨；我出于爱而苛求自己的祖国，却被理解为家丑外扬。从那以后我就被视作是一位有争议的作家”。但是格拉斯不惧怕争议，相反认为始终处在争议之中会让他活力无限，而且这与作家这个职业可能带来的风险也是相符的。格拉斯迎着争议始终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即：逆着时间的流逝写作，以此来重现历史。格拉斯是最后一批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并且直立在纳粹废墟上写作的作家。在他看来，作家应该在历史的泥泞中跋涉，在破碎而极端的政治中抉择。

（实习：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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