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制度转型的推动者吗

核心提示:从一个北大法律学硕士、公司法方面的专业律师，到一个为“被精神病”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和支持的公益律师，以及一个社会公益机构的负责人

从一个北大法律学硕士、公司法方面的专业律师，到一个为 被精神病 群体提供法律援助和支持的公益律师，以及一个社会公益机构的负责人，这几年来，黄雪涛一直都很忙碌，将更多的精力和乐趣投放到了推进精神卫生立法进程、维护公民权利的独特领域。而最终，她和她所带领的机构所要努力实现的目标是，推动精神病收治 替代决策 到 支持性自主决策 的制度转型。

：衡平机构是何时成立的，主要做哪方面的工作？

黄雪涛：2008年，我和一些律师、医生、心理治疗师、社会公益人士、媒体人以及滥用精神病医学的受害人发起了志愿公益工作组 精神病与社会观察 。工作组通过 年时间收集并筛选数以百计的案例，阅读并翻译国外文献，参加各种相关的研讨会，赴美国和欧洲进行学习和考察。

2010年4月，由我参与发起的公益法律组织 深圳衡平机构正式成立,该机构致力于为强制医疗程序中的精神病人提供法律援助，积极推动立法完善。

：您是如何关注到 被精神病人 这个群体的，这些年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黄雪涛：我从北大法律系毕业后，最初主要是做诉讼代理。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深圳的邹宜君案，其个人经历以及该案暴露出的法律漏洞让我震惊。于是，2006年开始，继 深圳邹宜君 案之后，我又陆续代理了 十堰彭宝泉 案等一些社会影响巨大的 被精神病 诉讼案件。

2010年10月10日，在公益组织深圳衡平机构的共同努力下，《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发布，该报告直指精神病收治在制度上的八大缺陷，引起学界和法律界的关注。

2012年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精神卫生法, 该部法律最大的进步在于首次明确了 非自愿住院的危险性原则 ，以此取代了原来的 自知力标准 。据此原则，除非达到 危险性 程度，精神障碍患者有权拒绝住院。此法于201 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也是全国性专门立法中首次采纳了民间机构的意见和建议。

：目前，衡平机构的状况是怎样的，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黄雪涛：深圳衡平机构从刚开始的两个人全职工作状态，到 个人，至今发展为6个人的团队；从个案协助、诉讼协助、项目研究与协助管理到媒体推广，都有专人负责；与此同时，还有更多的兼职人员，他们凭借对项目的兴趣与热情，凭借自身的能力与交际络，为项目发展提供支持，成为该机构的深度合作者。

这两年来，衡平机构在项目既定的框架内，不断深入和发展，并在不同领域展开交流与对话。

尤其是2011年，我们参与了4部全国性立法以及两部地方法规的立法建议工作，在《精神卫生法》《行政强制法》《刑诉法》修订、《民诉法》修订、《深圳心理卫生条例》《北京市残疾人权利保障条例》中，提出精神病人权利保护的立法建议。

2012年全国两会，衡平机构通过媒体提出 关于《精神卫生法》设为过渡性立法，试行五年后予以修订的建议 ，呼吁进一步保障我国逾1亿精神病人的权益，杜绝 被精神病 现象，维护社会和谐。

：衡平机构在发展过程中是否也有自己的困惑和阻力？

黄雪涛：实际上，公益机构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条坦途，衡平机构也不例外。

一泻千里（其中竟发生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翻车丧命之奇闻） 公益机构在项目运作和自身发展过程中往往会遇到一些阻力和困惑，但在通过自身努力以及和社会媒体、政府机构的有效沟通和良性互动过程中，不断放大自身的声音，增强自己的影响力，进而推动社会相关领域的进步和保障，参与社会改革与发展的进程。这既是公益机构不断主流化的过程，也是社会进步与完善的体现。

希望这个领域可以出现更多的NGO，民间可以有更多的声音。2010年时，我有个五年计划，想要确认精神病人有拒绝住院的权利，或是承认精神病人是个权利主体。这个目标随着《精神卫生法》自愿治疗模式的出现，已经提前实现了。下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年监护制度的改革和精神卫生法庭的出现，搭建医学和法律的沟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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