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法预期中国将来会发生什么对话彼得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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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以来，刘心武与《红楼梦》这个标签一直形影不离，他并不抗拒“红学家”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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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小平：继《寻路中国》后，中国大陆推出《江城》简体字中文版。有热心的读者，还以其他途径读到了《甲骨文》。读了“中国三部曲”后，一些读者感慨，你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人，或者认为你看到了中国人所看不到的中国。这种超越一般民族情绪的认知，我以为是特别好的现象。因为很难回避研究中国问题比较透彻的往往是汉学家或国外学者的事实，中国学界对此一直有所反省。你的书出来以后，也有一些人在思考，为何你读懂了中国？我想，部分原因在于你作为一个旁观者和参与者的双重身份。因为旁观，你能始终保持新奇的感受和清醒的认知；因为有亲身体验，你的写作融入了真情实感，让人读来感觉切近。

海斯勒：受益于我作为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我想可能说出了部分的真实。我的意思是，在中国，到事件发生的现场观察调研，获取第一手的资料，是很重要的。西方业有“调查报道”的传统。当一些事件发生时，你发现有很多人卷入其中，你将做广泛深入的采访调研，从而再现整个故事。我想，这项工作在中国并不是进行得特别好，尤其那些来自乡村的人们，他们并没有想过多地谈到自己——我想这也是一种谦逊的表示。由此，我发现在中国，我没法指望人们告诉我他们的故事。我必须自己做第一手调查。我试着让他们在和我相处时感到适宜。然后，无论他们做什么，我都可以安静地观察。

我来到中国，正值这里经历快速发展，人们也变得格外开放的一个时期，这实在是我的幸运。作为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在某些方面也让我受益匪浅。人们对我感到好奇，对我无所事事找他们闲聊，也更有耐心。实事求是地说，这让我可以问一些可能很愚蠢或者很罗嗦的问题。如果换成和另一个中国人交流，他们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耐心。总得说来，中国人对外国人拥有的耐心，真叫人难以置信。

傅小平：在做类似的采访写作时，中国的大多写作者，倾向于做推断，就像我们俗语里面所说的那样“摆事实，讲道理”。或许，在他们的感觉里，讲明事实，紧接着辅以观点，会增加文章的说服力，也让自己的描述更加无可置疑。当然，很多时候这样做，可能适得其反。在读“中国三部曲”时，印象特别深的是，你在写到某些段落时，有意无意地自我提醒，是不是自己的看法会有误差。体现在字里行间的这种自我质疑，让人感到更多的是你的真诚。我想，这让你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一些偏见，也让你不急于对很多事物下结论，而是让事实本身说话，尽管你呈现出来的事实本身，其实已经包含了带有一定倾向性的判断。

海斯勒：另一个事实是，在做类似的工作方面，我受过非常好的训练。我父亲是一个社会学家。我从小看着他采访写作长大。他特别擅长与人交谈，并且在和他持不同观念的人们交流时，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度。他从来不妄下决断，恰恰相反，经常对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表示关切。我想，我从他那儿继承了很多这方面的天性。然后，在大学里，我师从约翰·麦克菲，一个纯“美国制造”的非虚构作家。我从他那儿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因此，我在大学里，受过严格的写作练习。在暑期工作时，我去美国密苏里州东南部一个叫塞克斯顿的小城镇做过调研，并写了这个地区的民族志。为此，我必须得采访很多人，了解那里的历史，为这个地方写一个很长的故事。我是为一个非赢利组织机构做的这项工作，这是一次很棒的练习。所有这些，都让我学会了观察和写作。

来中国之前，对这个陌生的国度，我并没有固有的想法。我没学过这里的语言、历史，乃至政治，这些得以让我尽可能远离偏见。所以，我会比别的外国人更不带成见，也更为开放。实际上，我说不上是热衷于政治的人，我只是对观察和描述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傅小平：“中国三部曲”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你从普通人——而且是边缘地区的普通人——角度来解读中国。我想你对涪陵、丽水等地方的选择，也包含了这样的考虑。因为在你看来，这些远离中心的人身上，毫无疑问更多地保留了淳朴、本真的品质。应该说，你选了一个很好的观察中国的角度。但以我看，更不能忽视的是，你有看中国的“第三只眼”。深入理解异域文化，对于外来者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你总能从再普通不过的个案身上，透视更深远的中国背景。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在选择个案研究时，你仅仅是随缘，还是有更深的考虑？你通过何种方式获取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知识？又如何让这种知识深入？

海斯勒：遇到一些事，总会比别的一些事，让我感觉更为幸运，这就是我在涪陵的现实。尽管有一些预先安排好的因素，更有一些事出乎你的意料。当我决定要学习中文，并且更多地了解中国，我参加了“和平队”。我知道，他们会送我去一些相对较小且遥远的地方。我感觉，这比让我去北京或上海，是一个更好的起点。

在和平队，我们开始长达两个月的训练，然后被送到四川各个不同城市（当然，涪陵属于四川的一个辖区）。在没到涪陵之前，我就想去那儿。这看起来，是一个正在召唤着我，且让我感到兴趣的地方。还因为，扬子江是中国一条非常重要的河流，涪陵又恰好处于扬子江畔，这个事实让我非常欣喜。三峡大坝正准备在这里破土动工，也让我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地方，尽管这在当时看起来都还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同时，涪陵为乡村环绕，也让我感到非常惬意。你瞧，这些都是特别吸引我的地方。当然，如果和平队没有选中这么一个地方，而且也不打算送我去那里，我就已经去了其他地方。所以，这并非全然由我自己说了算。

然后，虽然我已经成了一个。我选了一个我赖以生活和研究的地方。我喜欢相对小一些的地方，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地方更好把握。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实在是太难对付了。这让我倾向于选择小地方。同时，我发现在小城市，有很多人是直接从乡村过来的。还有许多人在城乡之间来去往返。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你更接近乡村中国，也更接近那部分中国的现实。你能观察到乡下人进了城以后会有怎样的表现。

有时也有其他一些因素。我选择丽水作为考察对象，部分原因在于，那里正在建设一条通往温州的高速公路，并且已进入最后的倒计时。我明白，这将使这个地区的发展进入更快的阶段。而且，那里正建成一个新的经济开发区。这些因素意味着那个地方发展更为迅速。这个发展速度非常适合我的观察。这意味着，我在那里考察一两年的时间，我就能看到一些非常显著的变化。

傅小平：评述你在《寻路中国》和《江城》中描述的某些普通的人和事时，一些读者和评论用了“底层”的概念。我个人倾向于用“民间”或者“乡土”的说法。也就是说，在我看来，你通过精细的笔触，生动地诠释了有别于中国官方意义上的“乡土中国”。

海斯勒：经常，我感觉我基本上是在写中产阶级的下层。他们并不贫穷——尽管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曾经穷困潦倒。不过，当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大提高，正在试着跻身中产阶级行列。我想，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课题。我并不想去写中国的穷人，因为我担心这会给美国人留下关于中国的错误印象。我觉得大多数中国人，是正在进入城市的乡村人，这正是属于我描述的那个阶层。

傅小平：事实上，乡土社会在中国相对来说是比较封闭的，绝少进入主流视野。很长时期里，这部分地域空间鲜有人介入研究。一直到当代，才有费孝通等社会学者做了广泛的田野调查，写出相关著作。不能不注意到的是，乡土社会千百年来沿袭了既定的秩序和格局，缺少变动和活力，直到近年才开始受到大的冲击。在你笔下，我们看到了生机勃勃的景观——这里或许有在中国四川、湖南等偏远省份和地区，官方文化较少渗透，从而保留了很多原生态民俗的原因。另外，你也注意到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乡村越来越凋敝的事实。我的担忧是，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有 的民间、乡土因素，是否会随之消失？

海斯勒：我想，乡村大体上正在衰败，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里依然有很多法律构架上的问题，就土地使用和房地产买卖等方面而言，这些问题表现得尤为严重。这对乡村人并不公平。但既然他们被允许自由流动，他们在城里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离开了村庄。我想，这已经成为政府的基本策略。他们改进了乡村里的一些事物——比如税制和教育方面的改革。但就大的方面来看，他们指望人们外出寻求更好的生活。问题在于，你的确希望拥有一个运转良好的乡村社会，人们能勤于农作。但怎样让他们很好地投入工作，这一点并不明朗。这就需要进行合理的改革，特别是农村房地产方面的改革。或许，会发生这样的变革——不过，从目前看，乡村正在不断走向衰败。现在依然有很多年轻人在乡村出生成长。但我怀疑作为新移民的下一代，让他们的孩子在城里长大，将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考虑到移民的大趋势，即将步入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的人们。你认为，他们会回到农村，就像老一辈现在所做的那样，抚养他们的孙子吗？我确信他们不会。以此看，将来你可能在农村，压根儿就看不到多少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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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小平：写到中国人的政治及社会状况时，你对各阶层/阶级有所分析。事实上，在中国意识形态领域，一直盛行这种阶级分析的手法。依你看，这种分析、判断有何特别的合理性？对当下中国社会各阶层，你在总体上有何理解？

海斯勒：在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和成长于农村的中国人之间，总是有着很大的区别。这在任何社会都是一个事实。当然，我想这在中国体现得尤为突出。在这里，知识分子传统是如此根深蒂固，使得他们与体力劳动者完全分割开来。所以，我更喜欢有不同表现的人群。作为一个外国人，打个比方说，我注意到那些受过教育的人，更关心我来到中国的意图。他们非常在意曾经屈服于外国人的历史，他们很多时候感觉外国人对中国有所冒犯。相比而言，底层民众就没那么敏感。或许，他们很少把我这个老外看成是个重要人物。因为我看起来如此陌生，最初他们会为我吸引，很快，他们就试着或多或少把我看成是另外一个人来看待了。

当然，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也非常关心宏大命题。他们担心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也非常关心国内的问题。这是在谈话中经常会涉及的内容。然而，我发现乡村里的人们，对这样的问题，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大体上，他们只是想提高自己的生活而已。

傅小平：一般说来，中产阶级是推行民主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普遍的说法认为中国目前还没有比较成熟的中产阶级，就像中国社会也没有发展出贵族阶级一样。如果单纯以经济指标来衡量，比如你在《寻路中国》中采访的那些小工厂业主，或许可以算得上中产阶级。在中国，这些人多被看成是暴发户，在改革开放早期，他们抓住机遇迅速积累了财富，同时也伴随着原罪问题——因为不可避免地，他们当中一些人的发迹，用了非常规的手段，钻了法律或其他的空子。我想，美国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类似的状况。对中国的中产阶级，你做何判断？

海斯勒：中产阶级当然在成长。我在涪陵认识的一些人，当我认识他们——我的学生，成为我朋友的小企业主，我的同事——的时候，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可以被看成是中产阶级的下层。当我拜访他们，感觉他们的中产阶级地位挺牢固的。他们有固定的收入，他们也总是努力工作，使他们的孩子得到好的教育。他们可能是中国的支柱之一。那些步入中产阶级的人，或许没受过什么教育，也很老土，但他们努力工作让孩子受到好的教育。在美国，现在大人们不愿意在这方面费这么大的劲。我想，在二十世纪早期，美国人在这方面有更强烈的要求。现在，你经常会看到，人们挣很多的钱，但并不试着让他们的孩子接受良好教育，以便达到更高的水平。我想这很大程度上是对教育的不敬，他们同时表示出对知识精英的反感。以我的观点看，这并不健康，甚至有些变态。

傅小平：很显然，你认为是中产阶级的这部分人，之所以会在教育上有更多投入。一方面是他们有这个资本，可以弥补自己因过去贫穷造成的缺失。另一方面，他们的初衷更在于，让下一代继承、发扬自己积累的财富，褒有并提高社会地位，主要并非让他们养成健康的财富观念，或者教育他们更好地服务于社会。这样的结果可能适得其反。比如，中国很多有钱人的第二代，他们占有了更好的教育资源，但未必收获了更多的社会和道德良知。

海斯勒：我想，中国的一个问题，在于有太多人急于获得成功，他们在前进的路上并没有得到太多援助。他们的家庭倾力支持，但这很不够。这里没有任何健全的社区组织，或宗教团体，也没有给予直接帮助的政府部门。人们只能依靠自己解决问题，因为此，也容易滋长自利倾向。这里还不是一个开放、慷慨的社会。在美国的情况很不一样，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的财富有显著的增长。像洛克菲勒和卡内基等人，拥有巨大财富却决定舍弃大量的钱财。他们把这些钱捐赠给图书馆、大学，各式各样的社区组织。这当中一部分是因为他们有宗教信仰。但我想还有一个原因在于，他们挣得财富，并没有像今天的中国这样艰难。这在当下的美国依然是一个被始终遵循的传统。看看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他们拿出大笔钱用于慈善事业；他们并不想给自己的孩子留下大笔财富。巴菲特还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表示，像他这样的富人，应该缴纳更高额度的税款。因为，这样将有益于社会。你能想象中国的富人，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吗？

尽管在我的感觉里，当下美国有很多缺陷，但始终有一种强烈的共享意识。这可以是地区性的，但它同时在更高的层面上良性运转——比如说，比尔·盖茨尽其所能，为非洲的医疗事业贡献力量。这是一种共享的天性。我想这是中国在的下一个阶段亟需考虑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更多像这样投身于社会慈善的人。

傅小平：如果说“中国三部曲”有一以贯之的主题，我以为就是你对个体价值的探讨。有一种说法非常流行，就说西方人重个体，东方人重集体。我感觉这么说太过笼统。要放在中国的语境里，中国人所谓的重集体，很大一部分恐怕在于普通民众的从众心理。而从实用主义的角度看，中国人又何曾轻视个体？

海斯勒：这是一个大问题。过去人们重视集体，一定程度上是贫困导致的结果。在相当多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人们倾向于集体思维和行动，因为这样才能更好地生存。在相对富裕的国家，我想，人们更看重个人的现实价值。

不过，这和中国的传统思想也有很大关系。我想孔孟儒家学说，就有很大的集体倾向性。重点在于你的关系络在何种程度上为他人所定义，忠于上层又被视为怎样重要的一种品质？这当然有助于发展一个稳定持久的帝国，却会阻碍与众不同且具有非凡品性的人的正常发展。如果审视一下基督教传统，你会发现其最突出的特点，在于耶稣怎么经常叫人忽视群体，忽视其他人，甚至是不顾自己家人。他说，你要相信你自己，并且相信自己的感觉，只要你认为是对的。因为，其他人有可能是错的。只要你细想，你会发现这种信念何其不同寻常。我想，这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即使是对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不例外。基督教思想在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思想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傅小平：我想，你说的个体，应该是包含了诸如独立、自由等价值判断的。你注意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独立的个体在迅速成长。我的疑惑是，如果没有一种坚定的价值体系的支撑，坚持个体价值，或许会像你在《江城》中提到的几个学生一样无所适从，走向毁灭；或者为了适应社会谋求生存，变相地放弃自我，最终沦为乌合之众。你是否有这样的忧虑？

海斯勒：在今天的中国，虽然工作模式，还有很多生活方式，甚至表现出比美国更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人们现在不得不依靠自我奋力拼搏，以谋求在社会上的位置。如此依赖于自我，甚至看起来叫人难以置信。所以，我感觉这已经开始改变传统的集体习惯。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有时，这会导致自我中心。不过我想，既然中国社会处于比较早的进程中，这是很自然的。对此，我感到非常乐观。当我看到在工业小镇或类似这样的地方，人们试着自己解决问题。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想最终对社会来说将是一笔很大的馈赠。这会经历一段时期，但必然会发生。你已经可以看到，那么多中国人开始更多对自己的社会充满思索、表示关切。他们抱着个人的愿景去问一些艰难的问题。他们满怀希望去寻找，把新个人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积极的成分结合在一起的路径。例如，孝敬长辈，使得家庭联系更加紧密等等。这恰恰是当下美国社会所欠缺的。

傅小平：集体与个体的关系，体现在个人身上，或许可以理解为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成长的新一代，个人利益得到了强调，但另一方面，他们对包括政治在内的公共事务普遍表现冷漠，或者是知道自己无能为力，有意保持距离。应该说，个体如果失于义务的担当，未必是负的个体。这并不利于正常公民社会的建立，也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你怎么看？有何建议？

海斯勒：的确如此。我想，对个人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经常有错误的看法。当人们在美国呆了一小段时间，他们试着去去想象美国到底是怎么样的。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每个人都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的社会。不过，坦率地说，关键在于这不是自由，而是一种。社区能良好运转，因为成员们都觉得值得为之投入和付出，他们愿意不厌其烦去帮助别人，以确信任何事物都运行良好。因此，对他们来说，自由和感同等重要。我想，个人主义最重要的品质，在于它让你学会换位思考。在一个积极的、盛行个人主义的社会里，你会看到和你截然不同的一些人，但是你会对他们表示同情和宽容，因为你能站在他们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做得那么好，在美国的很多人、很多地方，这并没有起到作用。但在一定的社区里，的确是这样。同样，在欧洲的一些地区，也是如此。有很多地方，那里都有很强的义务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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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小平：怎样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任何一个国家都要面对的重要命题。中国的现状是，大政府小社会。普通民众遇到很多难题，特别有赖于党和政府的支持。通常遇到灾难性的大事件，官方会出来说，民众要相信党、国家和政府。民众当然也乐于相信，所以才会有上访等现象，但上访往往无济于事，更可能在没被接纳之前，就受到某些地区和部门变相的处罚。所以，有些时候，民众碰到了难题不是诉诸政府、法律，而是靠自己解决。然而，所谓的依靠自己，很多时候只会让个人的权利更得不到保障。所以，政府与个人之间就陷入这样一种悖谬的境地。

海斯勒：当然，中国社会还没有处于一个非常美好的阶段。在政府和社会之间存在一些分歧。原因在于他们之间有很多的不同。中国社会充满竞争，也有一定的民主，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到处自由自在地寻找机会。但政府本质上缺少竞争，也缺少民主。所以，两者之间怎么样可能有很好的沟通？政府真的明白民众的真实需求？中国社会的很多方面充满能量，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当我和政府打交道，我发现这种能量经常是缺乏的。很明显，他们处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

傅小平：对于这样的难题，依你看，是否有合理的方式加以有效地解决？

海斯勒：我想与此同时，政府必须去做一些正确的事情。像过去三十年来所做的事情那样，做某种意义上的——以平和的形式为主——的过渡和转换，从而取得显著的效果。我感觉相比俄罗斯所经历的历史变革，中国自共产主义而来的变迁会更为积极乐观。但我们依然要看中国将如何在政治上迈出正确的下一步。说实在，我没法预期将来会发生什么。

傅小平：在当下中国，络普及使得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意见领袖”的言论，成了众所关注的中心。普通民众的声音未必能被清楚地听到。如此看来，虽说在络上人人都有发言权，事实上络也是容易 控的。而且，中国毕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群没接触络，这种信息接受的不对称，也会带来新的不平等。我想问的是，在你看来，这种知识分子的代言有多少合理性？

海斯勒：的确，那些较少受过教育的人们，在互联上的影响会少得多。工厂里的工人们，据我所知，很少有时间上，像我在《寻路中国》中写到的三岔村的魏子祺这样的人，也很少有机会接触络。当然，人们所能产生的文化影响，从来都不是民主的、平等的。对任何媒介来说都是如此。在书本里、报纸上、电视里，音乐领域等等，同样如此。某些精英人群会有相对较大的影响。在美国也是如此。

傅小平：现实的情况是，络承担了相当一部分疏通民意和舆论监督的功能。一些社会事件，都是首先在络上曝光—多数经由微博的转发—引起普遍关注，然后为高层或相关部门重视，最终得到相对合理的解决的。所以，在一些人看来，络的意义，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他们认为某种意义上，络发挥了启蒙的作用。不过，我想在美国，普通民众或许未必那么仰赖于络。换句话说，络也无需承载那么多需求。对络的倚重，是否也有值得警醒的地方？

海斯勒：社会所能指望的唯一有意义的平等，是政治上的平等——每个人都享有投票权——然后，还有法律和机会上的平等。这就意味着，所有的公民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在法律上受到公正、公平的对待。所以，当你思虑这个话题时，络其实扮演了一个比较小的角色。拥有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和对人民负的领导阶层，才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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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小平：在多数写作者看来，中国的现实非常复杂——在知识界最流行的说法莫过于，中国在短短几十年里，经历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历程。他们常常为自己无力把握瞬息万变的现实而感到困惑。一些作家可以写好历史，但写到现实就会失真。所以，如果要我来给当下中国做一个定义，我会套用印度裔作家v.s.奈保尔描绘印度的说法，这是一个幽暗国度，置身其中你会感到“中国式的迷惘”。在你笔下，你也写到一些自己的疑惑。但总体看，在你感觉里，似乎这个国家没那么复杂，一切都比较明朗。不得不承认你的描述很有说服力。但我又不能不怀疑，这些明朗化的描述是否只是凸显了某一些真实的侧面？

海斯勒：当然，很难去抓住中国的变化，并精确描绘其宽阔的图景。但，让我感受颇深的一点是，中国社会现在十分开放。你可以和人们有很好的交流，从中观察到很多的现象。你能看到事物是怎样变化发展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并没有那么神秘。不太好把握只在于，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但当你选择了一个特定的地方，或许是涪陵的一所大学，或者是隶属浙江的一座城市，或是北京偏北的一个村庄——你会发现你能理解那些地方，和生活于其间的人们。我对中国写作者的一个建议，就是不要试图马上不顾一切去抓住所有的东西。而是聚焦于特定的一些事物：一个地方，一个小镇，一条街道，甚至仅仅是一个家庭。如果，你对这些有清醒的认知，你也就在某种意义上理解了中国。

傅小平：《寻路中国》里的一段文字让我印象颇深。你写道：在这个国家里，许多人在寻求着什么？他们渴求某种信仰上或哲学上的真相，他们希望和别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他们无法将以往的经验用于现在遇到的挑战。我想，你一语道出了当下中国面临的精神困境。普遍的中国人即使在物质上获得了满足，但精神仍然无处安顿。所以，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浮躁不安的气氛。

海斯勒：我驾车漫游中国时，上述三个地方（重庆涪陵、浙江丽水、北京偏北的三岔村）的每一处，都开始并终止于空旷的景象。或者是空荡荡的公路，或者是空无一人的房屋，或者是没人居住的工厂。对此，我非常审慎，因为我感觉这反映了当下中国的某一些特点。人们开始出发去寻找一些别的东西，一些超出于物质富足的东西。同时，他们经常会感到一些茫然和空虚。

傅小平：之所以如此，道德缺失、信仰缺失,或许是重要的方面。即使是宗教也未必能弥补这些缺失，因为任何宗教在中国都会被实用化理解。另一方面，联想到美国，我们很自然会想到自由、民主、宪政等价值观念。在当下中国，核心价值观似乎还不是特别清晰。

海斯勒：我并不知道解决的方案在哪。你也该认识到这并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他还是一个现代的问题。每一个现代化社会，都曾在某种形式上处理过这一问题。人们更觉得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和欧洲做出了较好的榜样。在中国这个问题看起来比较严重，是因为在毛泽东时代，许多传统意义上感情的出口——宗教信仰、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社区群体——都不被允许和认可。所以，在中国才会有如此剧烈的感情。不过，这也没什么不同寻常。

尽管这样，我认为人们注意并思考这些问题，就是一个很好的迹象。这表明他们开始进入到下一个阶段。我不确信会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案。但我希望人们能找到更好融入社区的路径。希望他们对不同于他们的另一些人充满兴趣，并保持良好的对话和沟通。在事关社会阶层和教育水平上，中国需要有更多的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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