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至少拥有失败的意志

就像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在他的诗意的想象中，借助一位无名学者说出的那则道德信条： 我们必须至少拥有失败的意志。

关于这个世纪的谈话（节选）

如果我们接受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克斯（John Lukacs）的建议，二十世纪始于1914年，截止于1989年，那么按照历史时期的划分，我们现在恰好不存在于任何时段。其他历史学家将会到来，确定新的时间界限。但是让我们暂时享受一下这间断的、甜蜜的隐匿，以及瞬息即逝的，无忧无虑的，抑或说是漫不经心的意识。从精神上来说，这是撰写一片激动人心的祭文或是一篇充满了希望喜悦的欢迎词的最佳时刻。我们之所以没有去做这两件事，只是在于这个演说者，他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他所遵循的是另外一种计算时间的法则。他出生在这个世纪的第一个三分之一，是奥斯维辛的幸存者，经历了斯大林主义，作为布达佩斯的居民，近距离地目睹了自发的民众暴动及其被镇压的过程，学会了作为一名作家，能够从否定中汲取灵感，如今，六年了，在结束了以社会主义为标志的俄罗斯的占领后——从历史的角度看，二十世纪也由此终结了，在那全国行庆典的自由中与新的宪法里，在那一如既往被称为社会主义式的民主中，在那旋转的空寂中，他苦思冥想，他的经验是否对于某些事物是有益的，抑或他只是徒然地经历了这一切。

正是带着这些问题，我被卷入了二十世纪的典型冲突之中。谈及有关我的经历，就要讲讲我这个人，讲讲我的个性的发展，文化的与存在的进程，德国人称之为形成（过程）；我不能否认，这些深深刻划在我个性中的经历，几乎都承载着历史的印记。这个世纪的历史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个人与个性被完完全全地忽略了。在我的经由经验所塑造的个性，以及一步步否定、甚至消灭我的个性的历史之间，我怎样能够建立一种联系呢？所有的、至少经历了本世纪两个集权统治——也就是纳粹独裁或者是榔头、镰刀的独裁——之一的人们，都和我一起分担了这种无法回避的两难的困境。因为所有这些人都在他们生命中的某一时段，仿佛不是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中，而是处于一种不可捉摸的境遇中，扮演着一种健全的人类理智所无法解释的角色，其间他们做了一些事情，但是从他们自己的视野角度来看似乎从未做过这些事，他们作出了一些决定，但与他们的个性印记无关，而是一种噩梦般的外在的力量所强加的，那是一段以后回想起来也只是模糊不清、更确切地说是不愿回首的时光，在那段时光中，他们不再认识他们自己，那段时光，虽然他们无法忘却，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逐渐疏离陌生成为一段间奏曲，也就是说——至少他们是这样感觉的——它并不是个性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不是可以延展的、有助于个性发展的经历，用一句话来表述，它不想简单地浓缩为经验。

这种未经清理的东西，甚至于常常是无可清理的，我认为，是二十世纪一种特质的和无法比拟的经验。这个世纪是“非理性”的，人们常常说，理性与非理性是两种对立的自然力，只是其物理上的规律性还没有被深入地加以探索，人类在其间被任意地抛来抛去，一会儿转向这一边，一会儿又被旋转到另一边。如果人们把十九世纪称为理性的时代，那么一定会把二十世纪叫做非理性的时代。但是，在那些日常现实正在发生的所在，在那些所谓历史的未来素材仍在作为鲜活的生活上演的地方，这些概念又意味着什么呢？它们并不意味着什么，只表现了一种纯粹的抽象。但是当它们获得了一种意义，那么它们所存在的就不是文字本身，而是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某些东西。像奥斯维辛这样一种现象，毫无疑问，借助逻辑是无法做出更多的解释的：理智在这里显然无所作为。可以肯定的，只是这一事实对我们而言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我们越是强调这种现象的非理性，我们就会把它推向更加远离我们的所在，我们所能理解的就越少，虽然我们想理解它，因为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一种共识：这一切是无法理解的。理性与非理性被简化为概念，它们不再具有自己的意义，而是赋予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果敢一种表情，不去理解纯粹的事实，不去理解行为一事，不去理解“自在之物”。也许这一切确实是不可理解的，但是就像托马斯·伯恩哈德（Thomas Bernhard）在他的诗意的想象中，借助一位无名学者说出的那则道德信条：“我们必须至少拥有失败的意志。”我们可以从这句话继续我们的思考，因为这里所说的“失败”并不是随随便便的一种尝试，由于过早的中断而落空，而是，就与鲁道夫·布特曼（Rudolf Bultmann）的讲法，一次尝试的失败，一件事情的失败，是指与历史的存在性的相遇，继而在存在的意义上放弃；这种尝试就是，一生中至少有一次思考过，在二十世纪到底发生了什么，这种尝试，是对所有遭遇到这些不幸的人们的认同：与其自身。在寻求认同的这种努力中，当我们到达事物的最外层，到达最外围的一个点上，在我们竭尽全力之后最终获得这样一个结果：我们无法理解，那么，直到这时，我们才可以宣称，对于这个时代有所理解——我们已经理解了，它是无法理解的。

（：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