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大师的铿锵与悲悯从哈扎尔辞典到君士坦

文学大师的铿锵与悲悯 ——从《哈扎尔辞典》到《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 信息时报(广州)郭建龙 在《哈扎尔辞典》引进十几年后，塞尔维亚文学大师米洛拉德 帕维奇的另一部代表作、比《哈扎尔辞典》更具铿锵之声的小说《君士坦丁堡最后之恋》(简称《最后之恋》)终于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出版。这部小说不仅一如既往地保持了高水准，也是作者思想进化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如果说，在《哈扎尔辞典》中，作者将自己的思想深深地隐藏在坚硬的结构外壳之下，只有突破了这层坚硬的外壳，才能领略到内容的芬芳，那么《最后之恋》则是另一道美味佳肴，更蕴含着作者对历史和个人的思考，而作者却有意让读者更加容易接近它，放在精致的盘子里直接端上来品尝。要想了解帕维奇的思想和风格，必须将两本书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解读，才能更加全面地掌握这位文学大师丰富的内涵。

在《哈扎尔辞典》出版时，帕维奇的祖国还是拥有六个加盟共和国的南斯拉夫，而到了写《最后之恋》时，他曾经的祖国却早已分崩离析，到他2009年去世时已经成了一个塞尔维亚人。了解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的历史，是深入帕维奇思想的前提。

不管是写《哈扎尔辞典》，还是《最后之恋》，帕维奇关注的主题是一贯的。

如果说，《哈扎尔辞典》是沉浸在欧洲的宗教传统，利用了一定神秘主义源流来构建故事的话，那么《最后之恋》则深入到欧洲的现实和历史中，在历史的脉络里寻找到一个与现实类似的断片，来放置作者的思想。这个断片就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明的)拿破仑战争和(暗的)塞尔维亚起义。

《最后之恋》发生的时间，处于公元1797年威尼斯共和国陷落，到公元181 年拿破仑帝国解体之前。平行的事件(在本书中极少反映)则是从1804年开始到1814年结束的塞尔维亚第一次起义。

在书中，作者写了两个塞尔维亚家庭的遭遇，这两个家庭分别在为拿破仑的法国和反拿破仑的奥地利卖命，代表了塞尔维亚在东西方两种势力之间的选择。只是，不管是哪一方，他们都并不是为了塞尔维亚的未来在奋斗，而是为了与本民族无关的事情在拼杀。就在拿破仑战争的同时，塞尔维亚争取脱离土耳其统治的革命也在进行之中，但这个事件却被作者有意忽略了，在书中几乎没有提及，以此彰显了书中人物对本民族的冷漠，以及战争的荒诞。

这两个家族的父辈曾经在1797年交锋，这是第一回合。到了181 年，这两个家族的子辈再次交锋。在第一回合中，拿破仑和他的追随者获胜了，只是，这样的胜利会在转瞬间改变，特别作为胜利者的儿子，由于受到骄横的父亲的干涉，变得更加脆弱和享乐，最终被卧薪尝胆的失败者的儿子打败。不管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他们除了承受战争的痛苦之外，却没有为他的民族带来一丝好处，塞尔维亚这个处于众多力量之间的民族，就这样在别人的战火中被撕扯着。

在《哈扎尔辞典》中，作者利用了辞典的形式将故事拆碎，变成一个个的词条，让读者去慢慢地发现这个复杂的故事。当读者把故事从辞典的迷宫中复原之后，仍然发现，它的情节是一个几重嵌套的象牙球，从古代一直持续到现代。而在写《最后之恋》时，他把自己的思想更加直接地向读者阐述。但是，作为结构大师，他仍然忍不住把本书的结构做了处理，巧妙地嵌套进了一个新的结构：塔罗牌。

需要说明的是，将故事切割成片段，与某种特定的结构相合，这种写作技巧并非作者所独自使用，已经被善于进取的作家们多次尝试。这种写法到了帕维奇手中达到了更加完善和运用自如的境界，彰显了结构主义大师信手拈来的功力。

总体而言，《最后之恋》是继《哈扎尔辞典》之后作者的又一次大胆尝试，这一次，作者更加关注于对民族、历史、国家的命运进行思考，带着铿锵与悲悯，向人们叙述了一个民族跨越千年的命运。

然而，这并非是作者探索的结束，在2007年出版的小说《双身记》中，年迈的作者又将思考的重点返回到个体本身，开始考虑个人的命运问题。历史、民族、个人，帕维奇的命运之轮转了一圈，回到了人作为终点。2009年，帕维奇去世，但他所思考的问题仍将被无数的后人所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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