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台新政策应对行政问责盲区混事官难再美食美食

公务人员在履职时敷衍塞责不作为，或违法履行职责损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这些行为有的尚未达到行政处分的严重程度，但对外造成了不良后果和影响，损害着政府形象，群众十分反感。

北京市日前公布《北京市行政问责办法》，弥补行政问责盲区。从10月1日起，北京市行政人员出现上述情况将被问责。专家表示，此举是问责制度的进一步深化，让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感到不能再当 太平官 混事官 了。

弥补行政问责空白 转变 衙门作风

不少人都遇到过这种事情，上班时间到有关单位或部门去办事，结果不是找不到人，就是接待的工作人员态度不好，处理事情拖沓 这些不良现象被社会称为 衙门作风 ，有的尚不构成《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规定的应予行政处分的情形，但对外造成了不良后果和影响。

北京市政府法制办法制二处处长王华说，当前的行政处分主要针对行政机关公务员违反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而进行处分。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则是对领导干部的领导、决策行为对外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后，追究领导干部的政治和领导。

然而群众经常反映的问题为：行政人员工作作风懈怠、态度恶劣，有的地方甚至出现公务人员上班离岗、玩游戏等情形。北京市政府法制办主任周继东说： 群众对此十分反感，反映强烈，而目前的法律制度对此类现象缺乏有效的监督惩处机制。

王华说： 新制定的行政问责办法将填如果你负责地把内容进行重新规划并给出合理的文案修改补行政问责制度空白。 针对工作实践中常见的应予问责的行政行为，确定了26项被问责的具体情形。行政人员有这些情形之一，并由此导致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或者造成不良影响的，都将被行政问责。

王华详细介绍被行政问责的具体情形：不履行行政职责指行政不作为，即拒绝、放弃、推诿履行职责等；违法履行行政职责，指无合法依据和违反法定权限、条件、范围、幅度和程序行使行政权力等；不当履行行政职责，包括敷衍塞责、滥用自由裁量权等不认真履行职务范围内的权力等。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楯认为，《北京市行政问责办法》对行政机关出现的那些办事效率不高、服务意识不强、工作作风不扎实等问题果断 开刀 ，该通报的通报，该免职的免职，这有助于有关单位、部门转变 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 的 衙门作风 ，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

有权必有责 用权必受监督

北京市近年来逐步完善官员问责机制，出台了重大安全事故行政追究、公务员行政告诫等规定，尤其是《北京市实施〈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办法》，首度将党委领导引入问责范围。然而，在《北京市行政问责办法》出台前，关于明确行政问责主体、范围和程序的法律、法规，在全国还是空白点。

《北京市行政问责办法》明确划定行政问责适用的人员范围，包括北京市各级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及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委托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与《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相比，除适用于行政机关公务员外，还适用于授权和委托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此外，对于一些重大安全事故的处理，需要对相关人员给予立即、及时问责，回应社会关注，树立政府公信力。周继东说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以各种方式把自己推销出去。我们所要得到的并不只是一个结果，针对目前行政人员的体系不健全，实践处理不及时、不到位的情况，《北京市行政问责办法》能及时消除违法违纪行为造成的不良后果和影响，回应社会要求，化解社会矛盾。

了解到，北京市计划采取8种行政问责方式，包括责令作出书面检查、责令道歉、通报批评、行政告诫、停职检查、调离工作岗位、责令辞去领导职务和免职。北京市政府法制办表示，行政问责和行政处分不能相互替代，以行政问责的方式追究不影响进行必要的行政处分。

引入公众监督 严格依法行政

以往的问责制度多指向党政领导干部，强调执政制，当多大官就担多大责。《北京市行政问责办法》规定的问责范围不仅仅是政府各级领导干部，还覆盖了行政机关的所有工作人员，以及授权和委托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王锡锌教授说： 这有利于强化政治，权责统一。

北京市政府法制办提出，行政问责办法进一步提高了公共媒体监督力度，凡是媒体披露的应当予以行政问责的情形且确有证据的报道，应按照管理权限核实，并作出相关处理。王锡锌说，媒体曝光、查证属实，就启动问责机制，这就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强化民众问责，这也是行政问责未来的方向。

周继东表示，行政问责制度在本质上是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问责制度，还需要社会大众和媒体的监督与支持。希望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公共媒体等社会力量加强对行政问责工作的舆论监督，积极提供发现的应予行政问责行为的线索，推动行政问责工作开展。

北京市各级政府计划把行政问责工作纳入依法行政考核。王锡锌认为，北京市行政问责政策施行后，将有利于提高公务员队伍的履职心和整体素质，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行政管理和行政服务质量，有利于提高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陈新洲、李亚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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