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杜拉斯写作是不成为任何人

1984年《情人》出版时，接受贝尔纳·毕尔纳·毕沃采访的玛格丽特·杜拉斯在收视率极高的电视节目“Apostrophe”中断然拒绝人们将其定义为“欲望作家”，以暗示唯独“作家”的称谓才配得上她的创作。玛格丽特·杜拉斯，作家。 在整个创作过程中，玛格丽特·杜拉斯向我们展示了其对自己的写作实践所持有的有意识的并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尽管如此，她的思想与其说是一种理论训练，不如说是她试图由此捍卫作家的某种权利，即摆脱“萨特学校里学到的廉耻心”。因为写作对于杜拉斯来说是一种“内心经历”，也就是说 正如布朗肖对巴塔耶的评论 写作是一种并非关乎“理解模式，而是关乎……人类的生存模式即生存不可能之模式” 的经历。1967年，在现已出版的两种情况下才能感受到对自身的自由支配：自杀或写作的念头。……继续生存的办法：书籍或死亡。199 年，她在生命即将终止时完成的《写作》中再次提到：“既然我们已迷失，再没什么可写、可失去，于是我们写作。” 因为这种作为杜拉斯书籍源头的“内心阴影”，因为书籍所源自的“没有写出的写作”，处于创作过程中的杜拉斯的写作已经受到过很多评论，对此我们将不再赘述。不同的是，人们在定义其是作家还是批评家时，从来就没有产生过犹豫 这点有别于布朗肖和巴特，也有别于萨特而此人偏偏选择了写作为中心议题。然而，不应该以巴塔耶、布朗肖、巴特构成的三B思维模式来观照经年累月中折射出来的杜拉斯思想的光芒。一些人与另一些人的演变和关注的事物既不是完全可比较的，也不是完全相同的。但是，我们将指出，在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思考中突显出来的“作家”形象不仅没有流露出自狂的特点，而且还是作品的作家价值的携带者，半个世纪以来，这些作家已经渐渐获得重要地位。 当前的写作 在一般文学语言中，写作一词现在最通常指的是作家的风格，但有时也包括作品的格调，或者想要表现作品的体裁。然而，这一术语的普遍用法并不完全同这些类型重合，正如指出风格、格调、体裁甚至构思已经成为了这样一些概念，它们定义和特征化作品的能力在20世纪逐渐减弱。对于杜拉斯，我们将指出她的写作是戏剧化的、电影化；我们将把它作为对场景或对白的写作来研究；我们将毛病这种写作的贫瘠、剥离或者谨慎；我们将强调它的喜悦、它的力量 而且每一次，“写作”一词都会出现，为定义出一臂之力。 事实上，写作具有了一些新的概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写作指向一种必须从实践角度来研究的艺术活动：“我可能写得太轻易了一些，”杜拉斯对我们说：“而困难，是往后退；必须重做一切，重新开始一切。” 作家的活动 这里，我们观察他写作，正如观礼别人绘画或雕塑一般 通过他微小的习惯得到展现，这习惯对杜拉斯来说，是在房间里写作，身后是一张铺好的床，但是，尤其因为习惯所具有的身体维度，它才显得如此重要：“我将书籍视作是身体的逃逸……（但是）我们可以将书籍视作身体的一种练习：这造成了两种非常不同的作家类型”，杜拉斯建议道 。身体的逃逸或者身体的投射，写作除了是一种可触摸的现实，还向读者呈现出它是一种可见的东西是对纸张未开垦空间的占领。杜拉斯的书面因为它的精心安排而吸引目光，随着作品的推进，页面变得越来越梳朗，直至如同诗歌的布局。 将文学视作写作，就是以它的形式来指称它，将它作为材料来理解它，它将作为语言来保存它。但是，同时也是将它归还给作家。作家创造了无数形式，我们希望透过繁华的表面来抓住它们，然而，作家的行为并没有真正从美的角度得到关注。当我们谈论写作时，美学维度总是次要的，写作也因而没有成为文学语言的另一名字。事实上，当术语确定下来并赋予了自身一些概念性的暗示时，必须要指出的是，它同时也担负起了文学家的道德和社会功能的职责。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思考是当今在写作中得到承认的大部分潜在力量的回声，但是需要谨记的是，在这些潜在力量中，是经验维度统治着一切，这种经验是是巴塔耶和布朗肖研究过的经验，其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孤独。正如杜拉斯庄严地指出的那橛：“当我们写作时，我们一直是孤独的”，以及“这种身体的真实孤独成为了写作不可侵犯的孤独” 。在这种背景之下，作者将写作同时视作起源、写下的痕迹和实践活动，承认它对文学具有重新定义的权力。作者重新采用了当前流行的词汇，“写作”和“作品”，并将这两个词同“叙述” 区分了开来。但是，在理解杜拉斯思想的表达形式之前，我们必须先关注一下巴特和布朗肖之间的对话，在50年代初，它构成了该问题的具有奠基意义的背景。 “文学始于写作” 195 年，当巴特出版第一本书《写作的零度》时，他发现了对某个问题的新思考，这个问题直至那时还很少受到争论，那就是写作。巴特的书在很多方面都受到萨特的影响，它直接提出了一样，巴特的野心是为这个问题找到一个答案，在这个答案中，作家是“介入”的，或者至少是“置身其中”的。然而 这也是他的言论的彻底新颖之处 巴特通过形式的介入，而不再是内容的介入，来思考作家和文学之间的关系，并且赋予了作为概念提出的写作以一种权威。195 年，写作成为了一种“形式的道德” 。在形式方面，写作通过与“风格”和“语言”的区别找到了自己的定义。如果说作家承受了自己的风格，并依赖于他用来写作和说话的语言，那么写作是一个拥有不容置疑的自由的场所，是个人选择的结果，并因此包含了一种道德维度。但是这种道德并不仅仅是作家的道德，它具有一种集体意义：这就是被定义为“受自己的社会目的改变的文学语言”。 布朗肖对写作问题的兴趣是《文学空间》的中心，他写作并出版于1951年至195 年间的文章也对巴特的思想产生过影响 ，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讲述文学故事的《写作的零度》中，这一故事总是从形式层面出发，它既没有考虑内容，也没有考虑众多作品所主张的思想，而是将现代的开端定义为写作多义性的出现。巴特认为，1848年之后，资产阶级写作的单义性总体上已经消失。根据这个事实本身，形式不可能再是一种简单的“使用价值” ，而写作也对美文学提出了质疑。马拉美是个俄耳甫斯式的作家，他将文学带到一个令它怒放的世界的入口。对巴特来说，现代写作脱离了美文学；更甚的是，通过“白色写作”或者“口语写作”，写作感受到了一种足以抹杀“文学符合” 的中性。我们看到 巴特说 加缪的白色写作“实现了一种缺失的风格，而这几乎是风格的理想的缺失”。 巴特的书一出版，就受到了布朗肖的赞扬，后者为此写了一篇题为“比零度写作更远”的文章，这篇文章先是出版在《新新法兰西文学评论》 上，1959年，它被收录到《未来之书》中。布朗肖赞成巴特的观点，也认为“文学始于写作”。也就是说，语言和风格并不足以定义文学；是写作提供了“整个仪式”，通过这些仪式，书籍表明它自身进入了 布朗肖对我们说 “这个封闭的、隔离的、神圣的空间，即文学空间” 。因此50年代的作家如格诺、加缪、凯侯等，等试图进行“没有写作痕迹的写作”，“将文学带到如此空白的程度，以至于它在此消失” 。然而，布朗认为，如果说文学始于写作，它还是不能被归纳为写作。我们看到他坚持拒绝将文学问题视作一种简单的语言行为。文学之于他是一种“完整的经验”，因此，对于作家来说，仅仅更新他们的写作手法以让人们听到一种“中性的话语”，这样做是不够的。 1958年，玛格丽特·杜拉斯为《毒芹》杂志写了一篇题为“关于乔治？巴塔耶”的短文。她说，巴塔耶的写作是“……反语言的写作。他发明了如何在写作时不写作的方法。……《天之蓝》风格的缺乏是一种迷狂，仿佛作者对过去没有任何文学记忆” 。用布朗肖和巴特的语言，杜拉斯毛病巴塔耶让文学在自身的消失中来临，实现这种消失的是一种中性的写作。她支持这种抽离，后者在写作中进行，由风格、由对大写的动词原形“写作”的反复使用所实现。这个动词命令式的力量首先同自身相关：“写作，这是唯一充满我生活并令它愉悦的东西。我写作”。 “写作，是不成为任何人” 《写作》，杜拉斯199 年出版的新书书名。这一绝对用法反映了对写作的一种概念，即它不隶属于任何主体：“没有书的任何主题，没有书的任何思路，这就是一而再地面对书。……面对空无。面对的仿佛是一种生动而 的写作，仿佛是有待克服的可怕又可怕的事。” 对杜拉斯来说，只有写作中的书才是“冒险” 的原则。玛格丽特？杜拉斯毫无疑问参考了布朗肖的思想，早在1981年，她已经指出，对她来说，“真正的写作指出自身。……它是自给自足的。” 对于文学创作的这一观点事实上符合布朗肖关于写作的看法，后者又借自马拉美，认为写作的到来使诗歌语言和日常语言得到分离。正是这种看法使人们能够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审视文学活动，而这种方式最终得到罗兰·巴特的承认。 事实上，1960年，在“作家与写手” 中，巴特已经非常明确地区分了“写手”和“作家”，对于前者而言，“语言只是一种工具”，因为他想要“证实、解释、教育”，他是、知识分子，是个“及物的人”，而对后者而言，“写作是一个不及物动词”。不及物性首先反映了一种对主题的必要的抛弃，玛格丽特·杜拉斯也承认要摆脱主题，因为写作，是“知道写什么之前的一种写作意愿” 。但是，巴特所关注的，并不是真正要质疑“知道说什么”，“明白该说什么” 这是修辞的“构思”所负责的内容 因为《写作的零度》已经指出，写作只与受到宣告的形式有关，而与依附性的内容无关。受到重新审视的，更多的是一种态度，即将写作视为作者介入的场所，视为“在作家和社会间建立契约的” 工具。同作品处于社会实践的写手不同，置身于孤立状态中的作家从此 巴特说 将以“支持一种没能介入的文学” 为己任。不及物性是这种退出的象征；写作不再被视为一种离心力。 几年之后，1966年，在一篇题为“写作，不及物动词？”的文章中，巴特又谈到“写作活动的中心”本身，即动词所承载的一切。这一次，他不再从支配关系（及物性或不及物性）出发来考虑问题，而是动用了“语态”。因为他认为，作家的活动没有对象，这最终是不真实的；更甚的是，人们可以认为“正是在写作仿佛变得不及物的时候，以书籍或文本名称出现的它的对象悖论般地取得了特殊的重要性” 。在从马拉美开始直至布朗肖 都研究过的书籍之后，把文本还给作家，并不意味着要在70年代的新生背景之下，回归到将主题视作“要讲述的东西”这样的看法，而是以大写的主题来考虑“现代写作” 拒绝通过作品这义的东西，并将其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和偶然的原则。 对作家来说，写作 巴特说 是个“中间”动词，即这个动词的语态有别于主动语态，它描写了一个主体始终停留在内部的过程，一个“行动和情感吻合” 的过程。因为，什么是写作？巴特回答道，写作是“进行写作，同时让自身感受到痛苦” 。因此，借助语言学家纪尧姆的著作，巴特得出结论：在同文学相关的范畴内，动词“写作”真正的过去不是“无效的”，而是“组成整体的”。语言本该给予作家的“写作”一种“是”，而非“有”（作为助动词）：应该说的不是“我写过了”，而是“我被写出来了”，或者“人们写了我”。 60年代末以来，关于《副领事》，玛格丽特·杜拉斯有过这样的结论：“我在书中寻找我的位置。是的！这很重要，作家在书中的位置。” 书一旦写完，“我被写在哪里？”作家询问道。她彻底区别了这个作家同简单的“书籍制造者”，她深信“写作，是任由这个只出现在工作台上的人摆布” 。但是，当仔细打量他时，“这个人”并不完全是另外一个自我，因为事实上，他“并不要求任何身份。他只要求这个，只要求保持一致。同回答他的那个人一致……正是在成为同样的人时，我们离开了荒漠，即社会。写作，是不成为任何人” ，她于1979年这样总结道。 随后的一年，玛格丽特杜拉斯放弃电影写作，回到书籍这一第一写作中，创作了《坐在走廊上的男人》。作者坚持道出一件事，即在并不完全是叙事的地方 因为这里讲述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爱与性的邂逅 她不得不引入一个“看着并诉说着的人”。被诉说的“事”从此必须属于“某人，属于作者，属于证人，属于那些经过并见过的人”。但是，用布朗肖的话来说，那个“看着并诉说着”的人，这“第三个人，这著名的第三人” 这第三者不是行动的参与者，但他可以穿上陈述形式“我”的外衣 不是一个简单的“叙述声音” ；他造就写作，胜过它讲述故事。 在写作中重新审视主体，意味着将主体托付给话题：我们知道布朗肖是这样的 想想被描述成“空间”的文学 但是巴特和原样派们的所有活动同样如此，不管是不是他们的拉康式的影响来说。因此，看到杜拉斯在强调“看”和“写”之间对等的重要性时重新谈到作家占据的位置，并不令人惊讶：“我无处不在……我看到一切，我同时无处不在，但是人们看不到我。而且我也不会被看到，我不愿意被看到。如果人们看到了我，我就不写。” 看不到的窥视者，玛格丽特·杜拉斯。在借自布朗肖处的中性的帮助下，作家找到了形象。 《艺术写作》标志着写作在19世纪末进入了文学史，一个世纪之后，玛格丽特·杜拉斯推动了一种“流动的写作”，径直跟随在50年代由巴特这艘舰艇开辟的“白色写作”的轨迹之后。她肯定了写作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后者还有待研究，而且其使命是重新审视散文与文学之间的边界。 （实习：白俊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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