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是是非非

（一）科举制度

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所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秦朝以前，中国社会采用分封制，选士也依靠世袭制度。西周时，天子以及诸侯分封天下，社会阶级分明，国家管理由天子、诸侯、大夫、士分级负责。而各阶层按伦常，依照血缘世袭。到了东周，稳定的制度开始崩溃，于是有“客卿”、“食客”等制度以外的人才为各国的国君服务。到了汉朝，分封制度逐渐被废，皇帝中央集权得以加强。皇帝为管理国家，需要提拔民间人材。当时采用的是察举制，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材。由州推举的称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为孝廉。察举制缺乏客观的评选准则，虽有连坐制度，但后期逐渐出现地方官员徇私，所荐者不实的现象。魏文帝时，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由中央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品录用。晋、六朝时沿用此制。九品中正制是察举制的改良，主要是将察举之权，由地方官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员负责。但是，这种制度始终是由地方官选拔人才。魏晋时代，世族势力强大，常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不但堵塞了民间人材，还让世族得以把持朝廷人事，影响皇帝的权力。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自此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封建王朝这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制度。

目前史学界一般认为，科举制度创立于隋，盛行于唐，发展于宋，衰亡于明清。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１９０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才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它有效改善了选材用人制度。最初东亚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后，就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的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期至末期建立了公务员选用制度，规定政府文官须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就是中国科举制度影响的结果，后来渐渐成为欧美各国仿效的文官制度。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许多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二）科举制度的功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拔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士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其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许多人把科场上的作弊如挟带、替考、贿赂考官、通关节等说成是科举制度的弊端，认为晚清科场作弊盛行说明科举制黑暗。实际上，从宋代以后基本定型的科场条规来看，作弊是人的问题，而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就是现在的高考也会有作弊现象。妇女被排除在选拔范围之外，也不能归罪于科举，没有科举制，古代妇女也一样无权参政，这是古代社会性质所决定的。

（三）科举制度的过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等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了只为做官和光宗耀祖的唯一选择。另外科举亦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到了清朝，无论在文学创作还是各项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才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精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清政府为了奴化汉人，更是严格束缚科举考试内容。清代科举制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弊病是什么，“一日登甲科，九族光彩新”，具大的利益驱动，使人愿意花费毕生之精力考场一搏，甚至铤而走险。

按照钱穆先生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一项好的制度若能长久永远好下去，必将使政治窒息。”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下,科举制度就产生出许多消极的影响。比如明清科举的八股文之风，加上中国传统重术不重技术，重视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的传统，直接导致了明清以后科学技术的落后。为什么会重人文科学而轻自然科学呢？还是科举考试内容限制的结果。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毕升被残忍的逼死在太湖里；中国人发明出的火药却只能在庆典上作为礼炮用一下，被西方制成枪炮反过来打我们的时候才恍然大悟。在科举制度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出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时至今日，每年一次的高考，以及各类考试哪一点没有科举的影子呢？例如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等，都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总之，世袭制是奴隶制社会的权力延续，察举制是封建制社会下的一种权力交接，为避免举亲不举贤的弊病，随产生了科举制度，而且科举制度的一个很大的优点是能让普通百姓也来参与，给穷门寒士进入官场创造了条件，也为国家能真正选拔出人才有了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对社会的发展是有推动作用的。从制度本身来说应该承认科举是一项好的选官、选才制度。科举制度是为了选才，也是能够选出传统社会的真才并委以重任的。从科举制度的消极作用来说并不主要是制度本身的错误。从统治者的角度考虑，它拢络、控制住了知识分子，使其成为封建统治服务的工具，读书人悲哀的命运也由此产生。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这还要从知识分子的特点说起。

（四）科举制度似幽灵

知识分子具有这样的特点，只要他不得志，就要发牢骚（许多古代文学作品，都有知识分子牢骚的痕迹，基本上都是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所谓牢骚就是没有权利支配权而思想又特别发达的人发泄心中不满的一种方式，皇帝不会去发牢骚，心中不满时就会发威，因为他有这个权力，具备这个平台。只有文人无处发泄，只好牢骚满腹。玩笑地说，“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等法国大革命时期产生的思想，就是不得志知识分子牢骚的产物。而科举制度，使知识分子发牢骚的深度和广度都受到了影响：牢骚的主题往往只是针对仕途上的不得志而已，发牢骚知识分子的绝对数量也大大减少，旧封建社会的官场必竟为这些官场中人提供了优厚的物质生活待遇，精神生活也相对富足。所以科举制度是能有效对付知识分子的威力强大的糖衣炮弹。考不上只能怪自己没学好本事，考上了做官了，优厚的物质生活保障也使得他们懒得再去发牢骚，还是想想怎么升大官发大财这个更实惠的主题吧。中国封建统治者的聪明之处，就在于明白笼络住知识分子的重要性。科举制度形成了一套生产“御用知识分子”的流水线，作为这条流水线终端产品的知识分子，往往已失去了维持独立意志、进行自由思想的能力，只能成为统治者利用的工具。所以，科举制度下的知识分子，从整体上来讲，历来骨头里都少点东西，和先秦时期的士人相比，少了骨气和豪气，多了媚气和奴性。即便有个别“冥顽不化”者，因和者寡，也翻不起波浪。失却了傲骨，却凭添了傲气，傲气和媚气就象一枚硬币的正反面，非此即彼，不是傲气就是媚气。所谓的“想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就是这个道理。过去有一种对中国人根性的评价——奴性，以前觉得言之太过，现在看来不无道理，因为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民族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他们的心理素质特点就是一个民族普遍心理素质特点的缩影。科举制度所夺走的，正是知识分子骨头里的东西——一种能把自我独立出来与他人进行区别的东西（和世俗保持一定的距离，应是真正知识分子具备的特质）。很少有人能够拒绝成为贵族的诱惑，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可以这样说，中国人的“奴性”源于知识分子的妥协，而其中科举制度“功不可没”。这恐怕是科举制度对中华民族的最大影响。

科举制度其高明之处在于，它是一种非强制性的手段，是采用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方法，切切实实抓住了人性的弱点——每个人都希望居于金字塔顶，而不愿居于塔底。居于塔顶欲望，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放弃了进攻，选择了妥协，取消了自身的独立性，从而精神上走向沦丧——这也是民族精神的沦丧。这种沦丧使中国的读书人放弃了对真正知识的追求（譬如社会的、自然的、科学的、技术的），也放弃了知识实践，而一心埋头专研八股，其严重结果之一是造成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人才缺乏。也就是说科举制度表面上是封建皇帝选拔文官的手段，实质却起到了奴化知识分子的作用。你看，虽然普天下选拔人才都用科举制度，但皇帝的继承却是世袭的，在这里皇帝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尊贵，但没有一个人敢提出这种疑问：为什么我们这些人入仕当官就得考试，得过五关斩六将，皇帝老儿却可以子承父业，世代享受至高无上的的尊贵？“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思想在科举制度下的国人心中已越来越模糊，直至完全消失。所以说科举制度再好，也是为皇帝服务的好，这也就不可避免为科举制度最终走向衰退埋下了祸根。

也正因如此，当国家处危难之际需要有人能铁肩担重义时，却发现无可用之人。金人征服北宋，蒙古人征服南宋，满人征服明，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也算上——都是少数民族征服我们这个多数民族，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这种人才的缺乏。科举制度就象古代小脚女人的裹脚布，明里的作用是让脚好看，潜在的作用则是让脚失去正常走路的功能，文人本该是中国的脊梁，却不得不在前面加上“御用”二字，成为皇帝的宠物；古代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和陪衬，科举制度下的文人自然也就成了皇帝及统治者的附属和陪衬。所以科举制度下的文化又被称为阉割文化，科举制度培养出的文人少了先秦时期士人的阳刚之气，豪侠之气。无怪乎唐太宗在金殿端门看到新进士鱼贯而出的盛况时,情不自禁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有了这种机制，统治者就相当于掌握了一艘航船的舵，想让船朝哪个方向开，都可以随心所欲。

另外，中国封建社会还有这样一个特点：社会总能维持相当长时间的稳定，却往往没有真正的进步和发展。因为对于封建统治者——皇帝来说，维持其统治的稳固是第一位的，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并无助于巩固其统治，相反，有时还会危及其统治。皇帝存在的前提之一就是社会保持封建式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一个经济、市场过度发育的社会，只能妨碍皇帝行使其独裁权利。从某种程度上讲，科举制度就是为了维持这种生产关系而发明出的高明的愚人机器。所以中国的历史文化最多只能产生民本思想，不可能产生民主思想，中国的统治者考虑的永远是自己的统治能否长治久安，人民的幸福永远放在次要地位，最多是不忽略。

科举制度真是一种精神毒药啊。高文化看到这里长叹一声，深为封建帝王处心积虑能用此一招软化天下读书人而痛心疾首。它不但已经毒害了中国人一千多年，而且还流毒无穷。“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表面看是读书人对知识的渴望，而实际的潜台词是：读书可达到获取权利、地位、金钱及美女的目的，这说明科举制度何其深入人心。在封建时代的欧洲，权利是一般老百姓所不敢奢求的，因为掌权的都是世袭的贵族，而在中国，出身并不是获得权利的必然障碍，历史上出生微贱而终居高位的人不在少数。既然出生一般也有可能获得高官显爵，那么平头百姓也可做做升官发财梦，而这梦想说不定哪一天会真的变为现实。于是，权利几乎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共同话题，成为所有中国人的共同梦想。科举制度滋生了官本位意识，这种意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强烈。事实上的官本位，已经成了中华民族崛起的巨大绊脚石。中国人历来对宗教都不狂热，道教可谓是中国的国教，可是信徒了了，反而是外来的佛教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基督教也是欲平分天下而后快。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对于权利的热情代替了他们对宗教的热情，因为，权利之于宗教之不同，在于它是现实的，而非超现实的，它是看得见，摸得着，可以拼命追求的东西，这对那些出生不那么显贵的人尤其具有吸引力，可以这样说，中国人信的是“权教”。中国读书人家中的正堂上必有孔子的画像，享受着香火、供品及读书人的跪拜，似乎显示了读书人对圣人的敬仰。非也，这实际是对权利的膜拜！孔圣人在这里，不是道德的象征，而是权利的象征！这种对权利的崇拜，渗透到封建时代中国人生活的每一部分，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并且至今还发挥着它的威力：它影响的决不是少部分中国人，而是包含不同阶层的所有中国人，它仍然在不断腐化、吞噬着许多中国人的灵魂，并且将在今后很长的时间内继续下去。文人是文化的主体，文化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文人的贡献，文人失落了自己，文化自然也找不到自己，连自己的本位都找不到了不依附才怪，不肓从才怪。文人丢失了自己，文化也就丢失了自己。

余秋雨先生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更是独具一格。科举制度是当朝政权选拔文职官员的一种措施，结果却是有那么多的文人抛妻别子，如苍蝇逐臭一般，舍得用毕生的精力为之奋斗。一个上京赶考的文人身上承载的有可能是一个家族的荣耀和希望，“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就是当时实情，无怪乎有些人在京一住就是一辈子。“五十少进士”意思就是五十岁考中进士那还是年青的。若考不上可就惨了，如一个姓杜的读书人多次参加科考未中，正想回家，却收到妻子寄来的诗：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这妻子也真够刻薄的，收到这首诗的丈夫还会回家吗？因此不少人硬是困守京城，下了死决心，不考出个功名决不回家。《范进中举》就是铁证。读书人也就在这种追逐中逐渐迷失了自己。说他们是官人，他们何曾有处置行政、裁断诉讼、调停钱粮、管束赋税的功夫？说他们是文人，可他们的目标是登科及第，作为文化自身的目的并不存在，他们早已失落了文化本位。试卷上的诗赋固然只是手段而已，平日有感而发的吟咏也常常脱离文学本体，因为他们的人生感触往往与落第和入仕有关，许多吟咏便从一种手段变为一种消遣，一种自身文化修养的标志，以便在官吏间互相唱和、宴集时聊作点缀。学术文化的尊严、知识分子的使命，只有偶尔闪光，贯串生命。结果，围绕着科举、政治和文化构成了一个纠缠不清的怪圈：不太娴熟政治，说是因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说是为了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无以定位，皆不着边际，既无所谓政治品格，也无所谓文化良知，虽萎弱却圆通，圆通在没有支点的无所作为中。一辈辈，一代代就这么扭曲着延续下来。于是中国的特殊阶层——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产生了，只会做官，做官既是文人的生存手段，更是文人的生活理想，久而久之做官成了文人的唯一目的。

要追究文人做官的根源，还不能只说科举制度的不是，因为读书人做官的根最早是在孔子那里出现的，孔子为什么会生出读书做官论呢？

共 6551 字 2 页 转到页 【编者按】文本对科举制度的阐述一分为二，客观辩证，既言明其功，又指出其过，认识深刻，剖析到位，是一篇能够帮助人们清醒认识科举制度、并对现实做进一步思索的文章，值得一读。【：夏冰】【江山部 精品推荐】

1楼文友： 09: 9:06 文本对科举制度的阐述一分为二，客观辩证，既言明其功，又指出其过，认识深刻，剖析到位，是一篇能够帮助人们清醒认识科举制度、并对现实做进一步思索的文章，值得一读。 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一直在文学的路上走。目前致力于文字表达无限可能性的探索。

2楼文友： 16:05:29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印记。科举制度是为封建制度而服务的。科举制的出现，打破了豪门士族垄断选官的局面，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进入仕途打开了门户，也满足了官僚机器的补充需要，扩大了地主政权的统治基础。客观地说，科举制度在封建社会曾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事物要分两面性，封建制度走到末期，已经成为禁锢人民思想的枷锁，“得之则荣，失之则辱。”站在今天的立场来评判科举制，很容易清晰地分辨他的利与弊。其实，何止科举制存在这样问题？一个时代过去了，留下人们更多的思考。我个人认为，站在今天看历史，或展望未来，这似乎不难。因为历史已成定论，未来充满变数。能够站在未来的角度，来审视今天，或许更难一些。我们的某些制度，同样存在问题，问题存在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所以，改变是渐进的。 文学回归生活世界，回归人本身，表现心灵的真实，在心灵诗意地栖息。

楼文友： 21:25:55 钟羿说的对，站在现在看历史，就是为了更好的站在未来看今天，站在今天想未来。历史留给我们的永远是无尽的思考，我们只有不断反思历史，才能站稳现在，去憧憬那美好的未来。 愿作云中台上客一画文章经纬分

4楼文友： 10:57:15 孔子主张读书做官是为了摒弃不读书而做官，而做官只有读书一途并非孔子设计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为王臣，你待往哪里逃？姜太公受封齐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屠杀那些自给自足，不来朝拜的部落，理由他也不隐讳：他们不尊他为王。那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做奴还是做鬼？答案昭然。 雨棠莺啼无非常景，见得懂得便是值得。

回复4楼文友： 21:17: 9 同意：孔子主张读书做官是为了摒弃不读书而做官，而做官只有读书一途并非孔子设计的这种理论。孔子时期，其实还是半奴隶化时代，人的平等意识可以说没有，更别说人权了，奴隶做官想都别想，文人那时候也是应时代需要产生的，当然孔子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说文人在那时候是和江湖术士一个概念的。

5楼文友： 10: 4: 1 拜读老师大作。作者以自己的详实的功底，向我们论述了科举制，并客观的评价了科举制。欣赏，问好。

回复5楼文友： 20:16: 5 不客气，谢谢留墨，欢迎常来常往。问好，笔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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