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上海不是一个诗歌的城市体系

  新作还了自己欠家乡的债

  作家高建群说，“有些老故事，在我心里一埋好多年，现在总算讲出来了。”讲《大平原》的故事，高伏案三年。“这应该是我讲过的故事中最好的。”但小说的酝酿，伴随了数位长辈的相继离去。“可以视作家族小说。当年父亲、大伯、姑姑去世时，都对我说，‘你说你要写，但你没有，难道你也像我们一样，将这些嚼头带进棺材里去吗？’”

  《大平原》发端于上世纪 0年代的社会动荡和大饥荒：高氏一家随河南难民前往黄龙山，途中收留孤儿顾兰子并生儿育女。其后，一家回到大平原继续务农，并为掩护中共高级将领付出了血的代价。进入和平时期，参军、驻守边疆的第三代主人公黑建，成了作家，感悟着一家人的命运。跨世纪了，世代成长的村庄，在城市化浪潮中被纳入开发区，结束了上千年的农耕文明。

  昔日黑土地，践行着的，是商业化生存法则中继续奋斗的新一代弄潮儿。

  小说所述，许多都是高建群的亲身经历，因此写得还算顺溜，只是偶尔会把人名、地名记错，幸好“母亲今年77了，但记性特别好，一旦记不起来，我就会问母亲”。高建群自称《大平原》为古老、斑驳、疲惫的村庄唱一首挽歌，为“养育过自己的”，“已经消失的和正在消失的”。“每每回到渭河平原，都发现土地在减少。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中，许多农民，失去了农耕文明中赖以生存的土地”。

  高建群称，自己有三个“精神家园”——生在陕西临潼，在新疆阿勒泰草原当兵度过青春岁月，后来又在陕北延安生活了近 0年。高建群说，“《白房子》，献给我曾经生活过的阿勒泰草原；《最后一个匈奴》，献给我长期生活的陕北高原；《大平原》，献给家乡渭河平原。写完这些，大笔的债，就算还完了。”

  作家贵在“以普通人的心态、做派生活”

  小说《大平原》中，高建群写道：“我们亲爱的村庄从大地上被连根拔掉，但永远不能拔走的是我们的情感和记忆。失去了这两样东西，无论我们多么富足荣耀，我们也只是成功的牵线木偶和金钱的匆匆过客。”

  高建群，深刻感悟这些，得益于自己在某大型高新区挂职的岁月。“浮光掠影的采风根本不能解决问题。面对伟大的变革时代，到处是新的人物、新的故事。当代艺术家有责任去表现他们，为时代立传，给后人留下当代备忘录。如果做不到，那是文学的缺位，是作家的失职。如果我们的作品远离这个时代，那就是文学的缺位、作家的失职。”

  回顾他早年的创作，高建群称，自己文学创作“没有秘诀”。“我小时侯在陕北长大，后来当记者，背着个黄挎包，几乎把陕北各地跑遍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我想该为陕北高原写部史诗了，就有了《最后一个匈奴》。”而陕西作家群在文坛曾经的辉煌，在高建群看来，也就得益于“作家贵在以普通人的心态、普通人的做派投入生活，不要觉得是在写作，只是在做这个时代的记录者”。

  一次作家座谈会上，高建群说：“艺术家，请向伟大的生活求救吧。”

  “文学的第一排总是虚位以待的”

  采访中，高建群提及郭敬明、韩寒等“80后”作家。在坦承他们“都很有才华”的同时，他讲起了故交路遥“曾经给我提起的一个事儿”。“路遥说他小时候上学，经常从一个悬崖边经过，悬崖上吊着个南瓜，那南瓜迎风接露老早就熟了，金灿灿地吊在那里。路人见到它后，无不赞美它大。殊不知，真正的大南瓜，正在南瓜叶子下默默地长呢。秋天，叶子落了，真正的大南瓜才露出来。”普希金所言“我在夏天就挥霍了秋季”，在高建群看来是人生的不幸。

  一晚辈请他题字，高建群写了雨果的话：“文学的第一排总是虚位以待的。”他说，这句话也送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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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作者

  生于195 年12月2日，陕西作家群代表人物，现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最后一个匈奴》、《六六镇》、《古道天机》、《愁容骑士》等长篇小说，《雕塑》、《大顺店》等中篇小说以及《我在北方收割思想》等散文集。

  文坛“陕军”，再推新作——此次，不是陈忠实，不是贾平凹，而是与之并称“陕西四位著名农民”的高建群。

  其新长篇《大平原》近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这距离上部力作《最后一个匈奴》面世已经16个年头了。

  接受本报专访时，高建群称，《大平原》是献给凋敝乡村的挽歌，也是为渭河平原留存一份记忆。“真正的作家应该用秉持人类情怀来记录时代，给后人留一份备忘录。”

  （编辑：李明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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