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文学的海外关注

文章来源:沧州文学网  |  2019-11-21

广州某报今年6月14日“人文周刊”整版报道《三十年,“打工文学”长大成人》,发表了李敬泽、雷达、张清华、贺绍俊、吴义勤、陈建功、孟繁华、白烨、杨宏海对打工文学的看法。九名中国重量级文学评论家,通过大众媒介集体发声,关注打工文学,为打工文学鼓与呼,其正面意义不可低估。

其实,海外也有不少学者,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国的打工文学,延伸了打工文学“草根全球化”(grassroots globalization)的可能性边界。在一个重经济的时代,文化理应为这个时代拾遗补缺,关怀一些经济来不及顾及或者不可能顾及的社会群体,关怀人的生命在延续与发展上绝对不可缺少的东西,例如文学。

北美地区,相关学者藉由一些具体学术研究,指涉与关注打工群体,体认与洞察打工文学。既有学术的主动追求,也有研究的无心插柳,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体现了一种文化关怀。一般认为,北美学者往往是出于研究“中国问题”课题的需要而关注打工文学,是实用实证的结果,理性大于感性。这与他们的学术惯性有关。

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2012届传播学博士汪明杰,他的毕业论文主标题,竟是北京打工诗人孙恒的诗句“天下打工是一家”(All Migrant Workers on the Earth Are One Family)。他在论文中指出:民族志研究发现,打工者有展现复杂修辞的能力。这成为肯定打工者有创作能力的又一例证。他还申请到一笔论文奖学金,到中国做了田野调查,考察了杭州“草根之家”等NGO组织。在美国,把下里巴人的诗句“天下打工是一家”作为博士毕业论文的主标题,这需要相当的学术勇气与自信,体现了该学者对打工诗文的认同。

曾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副教授的菲利普.F.C.威廉斯,很早就注意到中国的农民工以及他们的文学。他认为打工文学属于“农民工亚文化”。他的论文《从传播学视角看近期中国文学中的农民工亚文化》,发表在《跨文化传播研究》杂志1998年第9期。在论文中,作者谈到中国作家鲍昌的长篇小说《盲流》(1986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以及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得主王兆军的长篇小说《盲流世家》(198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他发现很多中国小说都用“盲流”作标题来形容从农村来的打工者,等等。可以认为,菲利普.F.C.威廉斯所关注的农民工亚文化与“盲流”小说,都属于打工文学范畴。

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电影学博士候选人杨倩女士,在201 年的一篇题为《城市里的性别冒险故事:中国媒介关注的上世纪80、90年代的农民工》的论文中,以中国《黄山来的姑娘》《外来妹》《姐姐妹妹闯北京》等打工题材的影视剧为分析文本,探讨打工者的精神生活、文学表达、城市故事。作者还认为,媒介最早关注的打工者其实都是女性。显而易见,杨倩的论述驰骋的正是打工影视文学的研究场域。

欧洲学界,也有不少当地学者对中国的打工文学感兴趣,对作者的重视超过作品,对打工诗歌关注超过其他体裁作品。欧洲学者关注中国的打工文学应被看作是“文化一体化”的正面追求,是欧洲传统诗学的现代关怀。

瑞士苏黎世大学传媒系教授卢卡·谢德勒,2014年专程来到深圳龙华,为打工诗人郭金牛拍摄纪录片,记录这个中国底层诗人的生活状态。这应该是他有感于打工诗歌,因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有“世界三大文学盛会”和“头号国际诗歌节”之美誉的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还邀请郭金牛参加。在第46届鹿特丹诗歌节上,4次获得文学奖提名的叙利亚著名诗人阿多尼斯朗诵了郭金牛的打工诗歌《纸上还乡》。

荷兰莱顿大学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Maghiel Van Crevel(中文名字柯雷)博士,也是著名诗人,多次来中国。他在2008年1月21日给一名中国打工文学研究者的电邮中认为:“打工诗歌是一个非常重要而有趣的主题。”(原为英文,引者译,下同。)中国学者何轩博士在其公开发表的期刊论文中采信并引用了这一电邮资料。

亚太地区,很多“中国研究”课题围绕农民工展开,也不绕过打工文学。在他们看来,文化关怀更是一种“审美关怀”(aesthetic caring),对中华文化乃至文学作品,在审美经验和文化省察基础上,体验与感悟其深层的质量与价值。

澳大利亚中国问题专家陈佩华博士是打工文学与文化的知音。众所周知,打工文学的雏形多半是打工者的书信、日记等,陈佩华对打工者的书信进行过深入研究。199 年11月19日黑色星期五,港资企业致丽玩具厂一场大火,致使84个打工妹命丧火海。火灾现场收集到2 0多封打工妹洒落的书信。陈佩华认真整理、研读与分析这些书信,写出著名的《生存的文化——通过私人信件透视外来工人的生活》,发表在《清华社会学评论》(2002卷),引起各方高度关注。这位生于香港的澳洲学者,始终对中国的农民工以及他们的生存文化、精神享受、打工文学倾注关怀。2009年1月,她还到广州中山大学,为“中国城乡协调发展研究高级培训班”第一期“农民工与农民工社区”培训学员讲课,与听课的打工文学研究者深入交谈。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孙皖宁教授,在她的研究课题《中国的农民工:社会过渡与文化实践》中,对打工文学给予了高度关注。她还到广东东莞参加打工文学研讨,与打工文学作家诗人广交朋友,参与打工文青云集的“观音山诗歌节”等相关调研。

日本汉学家、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尾崎文昭2006年发表论文《底层叙述──打工文学──新左翼文学》,认为打工文学是出身“底层”,如今依然身居“底层”的写作主体的叙述。日本御茶之水女子大学比较文化专业的中国留学生李莹博士2007年6月6日到深圳参加打工文学座谈会,并就打工文学的创作前景与深圳打工作家们进行了对话,她认为打工文学是改革开放以来广东都市文学发展的重要成就之一。韩国汉学家、韩国外国语大学朴宰雨教授2001年5月,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黄修己先生陪同下,来到深圳访问,和打工文学作家安子、罗迪、戴斌等人举办了“中韩打工文学小型学术沙龙”。最近朴教授还通过社交络“脸书”,关心有关打工文学研究。

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有一群研究华文文学的师生。Khor Boon Eng副教授认为中国的打工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一部分,亦是底层劳工的时代记忆,具有深入研究的学术价值。而该院另外一名博士生导师廖冰凌老师也坦陈,她对中国的底层叙事与打工文学一直抱有同情与理解。他们联合指导的一名博士生,其毕业论文就是研究中国的打工文学。

关注打工文学的澳洲学者,其实都有中国血缘背景或学术渊源,在此基础上探析其关注打工文学的行为动机,属于水到渠成。而日韩、东南亚学者,得益于“地缘文化的接近性”,因而对改革开放后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工和打工文学,多一份热情、兴趣,或不难理解。

港澳方面特别是在香港,不少学者极富悯农情怀,关注内地三农问题和打工文学,以实际行动支持打工文学发展,言则成文,动则成德,体现了民胞物与的良知与担当。

熊景明老师是打工文学的良师益友,她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工作时,曾邀请内地打工文学研究者赴港参与访问写作计划。2006年4月26日,香港中文大学举办了一场关于打工文学的午餐讨论会。熊老师主持了这场讨论,她还现场拿出一本她收藏的内地某工厂的厂刊,即兴朗诵了那上面刊登的一首打工者写的诗歌,体现了她对打工文学的兴趣、爱好与专注。

(:刘颖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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