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媒视野中的南京大屠杀12日在南京举体系

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书王增如和丈夫、丁玲研究者李向东合着的《丁玲传》刚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被认为是近些年最为权威的丁玲传记。

丁玲研究者李向东11月29日称他发现陕西师范大学田刚教授论文《“名士气派”与“脱胎换骨”：延安时期丁玲的精神蜕变》的第三部分与他于2007年发表的论文《最难挨的一年》有大段雷同。丁玲研究会称已取消将田刚这篇论文编入出版物。而田刚本人则否认抄袭。

李向东：“按照别人的思路、框架结构、行文风格，所要做的只是按照文章引的线索，再去查对增加引文，这还叫论文吗？”

田刚：“李向东首次将丁玲延安整风日记公之于世是提供了重要史料。后来者阐释时与李文有‘雷同’是自然的。”

丁玲生前最后一任秘书王增如和丈夫、丁玲研究者李向东合着的《丁玲传》刚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被认为是近些年最为权威的丁玲传记。

而在11月29日，刚刚出版了《丁玲传》的李向东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公号“现代文学史料”刊发的一篇丁玲研究论文《“名士气派”与“脱胎换骨”：延安时期丁玲的精神蜕变》（下文简称《“名士气派”与“脱胎换骨”》），作者署名田刚，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向东指出，该论文的第三部分系抄袭自他发表于2007年的论文《最难挨的一年》。

李向东最早发现田刚论文有“雷同”，源于田刚于2014年在第十二次国际丁玲学术研讨会上提交的《“名士气派”与“脱胎换骨”》。李向东向早报记者表示，“论文的结构完全相同，引文甚至引文的短句、衔接完全相同，一些语言也完全相同。”

记者就此事联系了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涂绍钧表示经核对后证实田刚论文“有抄袭之嫌”，常务理事会已决定取消将该论文编入研讨会的正式出版物。

11月 0日晚，田刚回应早报记者说自己并不知道此事。他发来自己与李向东的论文，表示“白纸黑字，可请行家明鉴”。而后早报记者向田刚发去论文比对情况，田刚回应，行文确实参考了李向东的文章，但所谓的“雷同”之处多是史实的描述之语。

“写作中难免有失范之处，但可以肯定绝不会是抄袭之作。”田刚称。

李向东

有许多地方一字不差

李向东告诉记者，他这篇《最难挨的一年》被收录在2009年5月出版的《新气象，新开拓——第十次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同时也是刚出版的《丁玲传》的一部分。

据悉，2014年10月12日是丁玲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当天下午第十二次国际丁玲学术研讨会在常德举行，李向东和田刚都是参会学者。

“因为是分组讨论，开会时我没注意到。之后我回北京细看与会论文集，才发现这篇《“名士气派”与“脱胎换骨”》第三部分和我2007年的论文很像。”

在李向东看来，田刚论文的第三部分有许多地方“大段抄袭，甚至一字不差”。他称这种行为“在以往历届国际丁玲学术研讨会上还不曾有过。”

第十二次国际丁玲学术研讨会结束不久，田刚论文《“名士气派”与“脱胎换骨”》还于2014年11月被发表在《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 卷第6期中，第二作者署名为其学生杨文学。李向东证实此文和他在研讨会看到的那篇几乎一模一样。

李向东说：“按照别人的思路、框架结构、行文风格，所要做的只是按照文章引文的线索，再去查对增加引文，这还叫论文吗？”

丁玲研究会

取消出版田刚论文

李向东表示，他没有和陕西师范大学或田刚直接联系，而是于2014年11月底找到了研讨会主办方之一“中国丁玲研究会”，并向研究会会长王中忱、副会长涂绍钧等人寄了举报信。

在举报信中，李向东说“两位论文作者，一位是师范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一位是在读的博士研究生，这种行为，不仅玷污了‘教授’、‘博导’、‘研究生’的名誉，也严重影响了师范大学的声誉。”

2015年11月 0日，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涂绍钧向早报证实自己确实收到了李向东的举报信。“我们经过核对后证实（田刚的论文）有抄袭之嫌，所以常务理事会已经决定取消将其会议论文编入研讨会的正式出版物。” 涂绍钧还表示田刚本人不一定知道此事，“我们没有通知他。”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丁玲研究会成员告诉记者，丁玲学术研讨会办到第十二次，此前还从未遇到过“问题论文”，目前收录与会者论文的正式出版物《第十二次丁玲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尚未结集出版。

田刚

视李的论文为丁玲史料

12月2日，田刚回应早报记者。他称，“写作该文时，李文是拙作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李文发表在《新文学史料》上，拙作是视其为‘史料’采用的，对此，拙作在‘参考文献’中已明确注明。”

“李向东的夫人王增如女士是丁玲生前的秘书，拥有史料的先天优势，李文首次将丁玲延安整风日记整理并公之于世，为后来者提供了丁玲在延安的重要史料。后来者只能依据该文来阐释，与李文有‘雷同’是自然的，怎么能脱离或超越文本任意发挥呢？”

田刚表示，行文中确实参考了李向东的文章，但所谓的“雷同”之处多是史实的描述之语，而这些“描述之语”所据的史料，多为研究延安整风历史的学者所常见。最后他强调，《“名士气派”与“脱胎换骨”》有自己的视角、思路和持论，与李向东的论文完全不同。他提及自己对李向东、王增如的丁玲研究一向心存敬意。“他们的着作，尤其是他们提供的丁玲史料，对于我认识丁玲帮助极大。”

“拙作本是我的新着《鲁迅与延安文艺思潮》一章，其中多篇文章都已见诸媒介，”田刚说，“在写作中难免有失范之处，但绝不会是抄袭之作。” 针对田刚“史料出处均在‘注释’和‘参考文献’中明确加以注明”的说法，记者经核查发现，在发表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的论文版本中，“注释”中虽有对几处内容进行“转引自王增如、李向东《丁玲年谱长编》”这样的说明，但没有提及李向东的《最难挨的一年》。

对此，田刚回应称，“因为曾在文中三次标明李先生编着的《丁玲年谱长编》，而且《丁玲年谱长编》出版于2006年，李先生的文章发表于2007年，也就是说，李先生文章材料大都采自《丁玲年谱长编》。根据学术惯例，引文一般最好引自最初版本，所以就标注了《丁玲年谱长编》而没有标注李先生的《最难挨的一年》。”

但李向东告诉记者，《最难挨的一年》的内容根本不是“采自”《丁玲年谱长编》，“《丁玲年谱长编》是2006年1月出版的，那时还没有发现丁玲194 年的日记。有关丁玲194 年的内容在《年谱》就只出现过两页。”他认为田刚是在对“抄袭”事实极力回避。

另外，在田刚与杨文学于文末标出的 4条参考文献中，记者也没有看到李向东的《最难挨的一年》。但第 1条参考文献提到了《新文学史料》2007年第4期的另一篇文章《丁玲：在中央党校一部的日记》。记者通过查询《新文学史料2007年1-4期总目》发现，该文与《最难挨的一年》两篇文章被同时收入。

对此，田刚回应，“拙文之所以没有标明李向东《最难挨的一年》，是因为写作时将李向东的文章视为与《丁玲：在中央党校一部的日记》一体（因为重点阐释的是丁玲日记，一查丁玲日记自然就会看到李向东的介绍文章）。”但他也承认，没有特别标注李向东论文的题目，也算一个技术上的失误，以后在出版专着时会特别补救。

田刚说，“无论如何，鄙人绝没有忽视或剽窃李先生文意的动机。”但李向东并不认同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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